对喜爱埙的网友一定要认真品读此文，真心不错，作者很用心。我们在此和大家分享！文章有点长哦！
先来看看网友如何评论吧：
读高先生的文章使我深受启发，但有几点在下不敢苟同，在此斗胆略说一二。
高先生认为最早的陶埙可能源自炮鸟时无意的副产品，即体形较小的鸟烤糊后留下的泥壳。但就我自己的习埙实践来看，高音埙（体形较小的埙）发生比低音埙（体形较大的埙）要难很多，初学者往往从中低音埙入手，等气息掌握熟练后才慢慢学习高音埙的。所以，古人随意吹响小泥壳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会会从更容易吹响的别的东西入手慢慢发展出陶埙？这些问题有待考证。
我受高先生的启发认为，最早“埙”的原型可能就是鸟蛋。原因如下：
㈠陶埙形如鹅卵，形态上二者具有相似性；
㈡正如高先生所云，我国古人依水而居，水鸟随处可寻，鸟蛋自然遍地都是，取材方便、充足。这岂不比那烧焦的泥蛋蛋更容易获得？聪明的古人怎会舍近求远？
㈢据我生活观察，水鸟的鸟蛋体形一般较大，例如鹅、鸭的卵远远大于鸡蛋，适合吹奏，容易成音。
㈣另外，鸟蛋在古人看来应该是具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以鸟蛋为乐器很符合古人崇拜自然，祭祀自然的特点。
㈤埙的形态不光像鸟蛋，而且有几分像人类女子的子宫（此观点纯属我个人的想象，如有差所，还望指证），二者都具有孕育生命的功能，所以很有可能埙取形鸟蛋，体现了古人对生殖的崇拜。
以上观点纯属个人的想法，我充分发挥了胡适之先生“大胆假设”的建议，可是学生愚钝，才薄智浅，“小心求证”实在难以胜任，还望老师指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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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如下：
真水无香是痴迷埙文化的小人物，可能是前世与埙有缘，一直寻找，她对埙的理解是感性的，女人的，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关于埙的事情，下面介绍高成鸢老师的文章，我想他的站位不同于我们，对埙的研究有精辟的理解，只是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没有福气去亲自聆听，
了解除埙是因为对埙的喜爱，更多缘自它的魅力，也对埙的历史感兴趣，下面关于埙的论述很透彻，你需要有大点的时间阅读，因为是关于喜欢埙的文化，篇幅长些，要有耐心呀……
序曲：维也纳金色大厅
我主耶稣纪元一千九百九十八年、我祖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十六年⑴，西历元旦，在世界音乐的心脏之心脏、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中，破天荒奏响了华夏之音。
荧屏前的亿万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激动，而我的心情独独与众不同。我在等待，等待那独特的中国乐器的出现。终于没有。我说的是埙。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设法找到一位那天音乐会的在场记者⑵，打听的结果，原来埙是上场了的，让人佩服中国乐团的勇气。我问不怕那小玩意儿丢了中国人的脸吗？记者说，好在当场配加了口头解释。解释的效果，我就不忍问了。说老实话，尽管传媒宣称对中国音乐的反响多么热烈，但从电视的现场镜头中看，却显得平平。当然，号称“世界第八奇观”的战国青铜编钟雄踞台上，谁不为之震惊；至于整体成就，我甚至能透过听众礼仪性的反应，看出西方那些自负的爱乐者本能的轻蔑。不这样才怪呢。我们的筝琶箫笛，相对于钢琴萨克斯风，在机械文明看来未免太过简陋，性能上也不能象太极拳老头儿掀翻皮拳壮汉那样令人刮目相看。所以我倒很能理解电视转播编辑的舍弃：为了照顾广大观众浅薄却正大的民族自豪感，岂能让那土不溜丘的小窝窝头在荧屏上出头亮相，抵消青铜编钟的壮观。
人们都会这样谈论埙。苍天在上，这叫我心痛，象伤害了我恩重如山的老母。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必须叫喊，说给同胞兄弟姐妹：据我的千虑之得，埙有多么深广而神秘的内涵。
埙在国外怪叫，这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作曲博士谭盾，在美国举办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上就大胆使用了这种乐器。1990年他被聘为BBC乐团的作曲家兼指挥，更成功地举行了“埙独奏”专场演出。我查过因特网，里面有西方音乐评论家的感受：“难道一个交响乐团可以发出另一种文化的民间响器闹哄哄的声音？”“中国原始乐器的声响，居然能跟西方交响乐达到和谐！”⑶评论用叫唤、呜咽等词儿形容埙的声音给他们的奇特感觉。埙的名称，也破例地没按英文的发音拼写，而是引用汉语拼音的xun，尽管他们根本不会发x这个“舌面辅音”。也许这是借着一个叫不出的名字来暗示那玩意儿的古怪？
几年前，在中国文化史的一项课题研究中⑷，我突然对埙发生了强烈兴趣，象侦探家破案似的，又象樵夫陷进了万年古洞，经过幽暗中曲折的摸索，自信从特定的考古环境中重新发现了埙。
我要说埙中藏着中华文化的密码，我要说“埙里乾坤”。这是仿效道士所说的“壶里洞天”⑸，但“天”指的不是头上的星空，而是另一个玄妙的人文时空。
我要分九段细说端详。也许你觉得荒唐，那就仿照屈原神话，叫“九歌”吧。一歌：天地悠悠
小时候听人背《三字经》，“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私塾先生光教死背书，不会给孩子们讲“匏”指的是用葫芦做成的笙，“土”指用泥烧成的埙。后来西方音乐流行，很少有人知道埙是什么样儿了。谁想到，十几年前，古老的埙突然回到中国人中间。那要感谢绝顶聪明的导演张艺谋先生，我愿有一天好好问问他，是什么叫他想起在影片《菊豆》中自始至终不用别的乐器而只用埙来伴奏？埙的悲鸣，贴切地烘托了那部电影的主题：中国人生命的世代延续。我对电影艺术一窍不通，但谁也改变不了我这样的成见：张大导演用埙伴奏这一奇招儿，对《菊豆》的轰动海内外，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
我知道艺术要讲究独特性和震撼力。种种乐器各具特色，但跟埙比起来可以统统归为一丘之貉，埙则站在人类一切乐器的对立面。我觉得两方面的差异，比立体声跟一般音乐的差异还大。我忘不了第一次听立体音乐时的惊异：突然被抛进“室内乐”的室内。但人们第一次听到埙的声音时，又是另一种惊异：突然间，埙的空腔扩展成了宇宙，听者象一粒微尘被抛进了“壶里洞天”之中。震颤发声的不是丝弦周围或管腔里的那点儿空气，而是“洞天”整体；不是“空气”（中国文化本没有这个概念），更是充塞天地间的“元气”。
宇宙空间整体轰鸣，震撼着人的心灵，也是中国初民内心悲苦的强烈宣泄。“天人之际”的交响，胜过了庄子所谓的“天籁”，更别说一般乐器的纤纤靡靡。初唐诗人陈子昂在《登幽州台》诗中发出慨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万古愁”。面对苍茫宇宙，先民感到的心灵压迫，若要用音乐抒发，胜任莫过于天地共鸣的埙了。西方压根儿没有类似的诗歌，人们的心灵在上帝温暖的荫庇下没有孤独之感，就不大会发出那样的终极追问。谭盾的交响乐的题目《天地人》就很能打动洋人。生当全球化的现代，我们所处的是“我主”的世界，作为中国人，所处的又是“我祖”的天地。天地是“宇宙”的俗称，而中华文化中的“宇宙”象埙一样独特：“宇”指的是时间的古往今来，“宙”才指空间的四方上下。既然天地离不开古今，“壶里洞天”的埙，怎么能不从祖先说起？
我边用电脑打字，边翻着《甲骨文编》。作为中国人你可曾想过，荧屏上的汉字大半都能追根到老祖宗？儒教经书说，各种生物都来自天，唯有人来自“祖”⑹。这显然比《圣经》说人也来自上帝合理，别忘了人是文化动物，而文化是世代积累的。祖，甲古文是“且”，男根的象形，象一跟接力棒。出于“性忌讳”，《说文解字》把且字解释为摆祭的几案，还说下边的一横代表土地。世界上也唯有华夏民族没离开过祖先的土地。游牧文化居无定所，容易忘记祖先，才造出上帝。祭祀活动首先要用音乐，中国后来更重视食物，那是饿的。西方教堂里的音乐不断进步，商业繁荣、文艺复兴更使音乐发达到无比精致的程度。我们的古埙却原样摆在太庙中⑺。从贝多芬到德彪西，乐曲抒发的都是特定个人在特定境遇中的情感。埙的悲鸣没有诗人个人的优雅，倒象人类群体的生存呼号，甚至有人兽之间的感觉。我想到凄厉的狼嚎，小时候听老人说，那是“饿狼”。我知道动物的鸣叫更多的动机是求偶，用中国古语来说，就是“饱暖思淫逸”。中世纪欧洲骑士在美人窗下演奏夜曲时，哪里会感到饿狼掏心。人群长期身陷困境，更容易向上苍追问生存的意义，嚎叫之声也更深沉。
谭盾可说是第一位中国作曲家，象屈原是第一位诗人一样。1983年他在德国音乐之都德累斯顿的作曲比赛中一鸣惊人，拿了中国人第一个国际奖。中国人作曲，在莫扎特、萧邦的道路上也许是注定无所作为的，而谭盾从乐器音色上发动冲击，就对西方乐坛造成了震动。
张艺谋和谭盾，都是凭艺术天才而直观地感受埙的。他们如果能从古怪的来历上认识到埙的文化哲学本质，必能更加自豪于自己的天才。
二歌：陶器的由来
《辞海》中画的埙，是个麻脸斑斑的土蛋蛋，解释说：“古代吹奏乐器，陶制…有球形和椭圆形等数种，音孔一至三五个不等…”这段话很不科学：说“球形”，西方人就会认为象圆规画出的那么圆，插图中的埙却是这儿凸那儿瘪；说“陶制”，就得先有一块陶做材料。莫如汉朝古书《风俗通》那样，说埙是“烧土为之”——带水的黏土一烧就成了陶。埙的形状，古书只说大如鹅卵，形如秤锤，有的书干脆说“无定形”⑻。音孔呢，也可说“无定数”。这就清楚了：埙本是随便抟出来的泥团，空心的，有两三处漏气，怕是抟得不经心吧。
埙最先出土在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史记》从帝尧说起，他的时代叫“陶唐”，繁体尧字上部的三个土代表陶坯，尧、烧、窑都相通。唐尧的活动地带离半坡不远。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灵机一动：中华文化是先有陶还是先有埙？石器时代的人头脑非常简单，就会使用石刀，任何发明都要凭偶然的启发。陶器是怎么来的？通行的说法是先有编成的篮子，外面裹了稀泥巴火烧而成。著名学者吕叔湘翻译的人类学著作《文明与野蛮》就表示怀疑，说有个瑞典人试验如法炮（请记住这个“炮”）制，一烧就裂，结论说“陶器是怎样起源的，没人知道。”⑽篮子之说的理由是采集食物时代就得用篮子盛野果。但恩格斯说，猿变人的智力发展过程中，打猎吃肉是关键，肉食让人的大脑发达⑾。采果时期大脑还简单得不会编篮子，打猎生活迫切需要的却是盛水的罐子。可知陶器产生在肉食时代。
西方最早盛水的容器是人的脑袋⑿，我们听着怪吓人的。华夏初民与众不同，取水用葫芦，这东西一向有神秘色彩。有人考证，中华的华、花、瓜、瓠、葫芦，还有“壶里洞天”的壶，都是相通的⒀。葫芦壳长硬了就是天然的容器，我小时候用的水舀子就是葫芦瓢，又轻薄又结实。匏也是葫芦一类，插上几根竹管能做成古笙。葫芦当坯不比编篮子现成？但中国可从来没人说“陶器是‘编笆造模’弄出来的”。
古书说伏牺开始肉食，又说他“灼土为埙”⒁。古书还说，先民在地上掘个坑，“以火坚之”就发明了舂谷子的臼⒂。那地方可必须是黄土湿地。说用“火”，让我们心头一亮。人类开始用火是因为发现烧熟的肉更好吃。《礼记》说，上古的人“食鸟兽之肉，未有火化…”⒃，直到出了圣人燧人氏，教人用炮、燔的方法把生肉弄熟。“炮”在中国古书中特常见，就是用湿黏土包裹了再烧，所以“炮”字从包。游牧民族都是把整个大兽或肢体挂在三角支架上直接用火烧。中国就没见这样的记载。
你可曾注意，中国古代提到动物，总是鸟在兽先？连骂人都说“禽兽不如”，而英语中有骂兽的没骂鸟的。一条条线索，让人联想到埙的产生。鸟比兽小，最适合用稀泥包裹了再放进火里烧。反过来看，初民挖空心思也想不到捏一个空心的泥球。埙到底是怎样发明的？如果是炮鸟时无意中的副产，又怎么论证？这不是比“哥德巴赫猜想”更引人入胜的难题吗？
三歌：从伏牺到神农
中国人崇拜三皇五帝，三皇头一位是伏牺⒄。伏牺吃动物肉，牺、物都是牛字旁，牛是最重要的物，透露了我们祖先曾经跟洋人一样馋牛肉。祭神祭祖讲究用牛，叫“太牢”。
《易经》说，创造八卦的伏牺还发明了“网罟”⒅，“罟”的上部是“网”的变形。都知道网是捕鱼的，但《易经》却说用网猎兽、用罟捕鱼。在别的文明中，猎兽普遍用弓箭，很少用网的。中国人管猎牧民族叫“夷”，字形就是大弓。中国弓箭主要用于战争，将军射雕是显示神箭。用箭射鸟，箭难以回收，生产成本太高。用网捕到的小兽也适合用炮法。谈到打猎，中国人也总是先说渔后说猎，还有“舟车”，都提示着先民的生活不离水边。《易经》说，八卦的发明是受了“鸟兽之文（足迹）”的启发⒆。卦象的三个细道道活象鸟爪子。很多迹象显示，好象中国从来野兽就比较少，人们曾先后拿鱼、鸟当主食。兽都哪去了？古地理学家说，黄河地区缺少欧洲那样的大森林，我更重视人口繁生造成的生态破坏。《史记》第一篇讲的是伯夷兄弟饿死的事，鲁迅的“故事新编”有一篇《采薇》，说这哥俩抵制周朝新政权，“不食周粟”，躲进首阳山里采野菜充饥。洋人会奇怪，为什么不打猎吃兽肉？就说现代“自然”灾害时期吧，城里每人一月二两肉，山里连野菜都挖光了，还打什么鸟猎？推想早在三千年前，中原的首阳山就变成秃山一座了。
鸟的个头比兽小多了。繁多的人口靠鸟充饥，必须是大鸟群，《庄子》描写的遮天大“鹏”就是千万只鸟，出现很晚的朋字（肉部）古人没法解释，我说就是大量的肉。大鸟群多是水鸟。黄河湿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轻轻的鸟爪就能踩出八卦来，可见稀黄泥的黏软，这可是包裹小鸟小兽而“炮”之的现成材料。
华夏文化是农业文明，就该从神农正式算起。古书说“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才“教民农作”（20）。务农的时期没有清楚的界线，西方也一样。人类学家说，冰河时代后期各地都生长出大麦，牧民拿它给牲畜当“料”（21）。西方是从打猎自然变为畜牧生活的，种点大麦不过当补充，农业发达是后来的事，中国可不同。马克思晚年惊异地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有个例外：印地安人跳过了畜牧时期，直接进入“园艺时代”（22）。他不知道，比起中国人来，印地安人是小巫见大巫。“三皇”之一的燧人氏开始用火，据韩非子说，在那以前生吞的竟是蚌蛤之类细小腥臭的东西（23），看来那饿已然挨上了。天赐的大麦并没偏了中国人，“来”字的本义就是大麦，意思是不期而“来”。但华夏食粮的正宗却是粟、黍（小米、黄米）。人家吃牛，我们吃蚌；熬到务农，又吃粟粒。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uesGernet）管粟叫“狗尾草籽”（23），培育了七八千年才砂粒大。世界最庞大的人口，靠最细小的食物来养活，多么奇特的命运！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不想法解释，文化史的研究者就该寝食不安。
对比西方，他们没有全民长期挨饿的历史，自古就吃烤牛肉至今，所以俞平伯先生管西餐叫“貊炙”（24）。洋人不会有“炮”法，庞然大物的牛，能包成个大泥团吗？
四歌：叫花子怎样吃鸡
讲个佳肴的故事换换口味。这道佳肴名字怪，叫“叫化鸡”。话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杭州（据另一版本，是在江苏常熟）微服出巡，忽闻一屡奇香，派御膳房的官员追踪查访，原来是叫花子偷了鸡，拿青草裹圆再包上一层泥糊，烧熟了吃。皇帝即命御厨仿做。后来传出宫廷，成为饭店里的一道佳肴，改名为“富贵鸡”。19792月号香港《饮食天地》杂志有篇文章，记载美国喜剧名演员丹尼基在香港“北京楼”用餐，就引用了这个掌故（25）。
富贵鸡的来历决非胡编乱造。第一部中国烹饪学概论的作者、扬州亡友陶文台先生考证（26），乾隆远不是头一位享用叫花鸡的君主。早在始用“天子”称号的周朝，宫廷“八珍”之一的“炮豚”就是用叫花子的烹饪法做成的，不过原料是乳猪（27）。叫化鸡消失了很多朝代，但于美食并无损失。中国的烹饪技法，几千年间一直在曲折前进，从来没有象计时器、指南车那样停滞、倒退。“炮豚”到周朝就发展到七八道工序，历代的御膳，真个讲究龙肝凤髓，新“八珍”花样百出，还稀罕什么土炮鸡？乾隆皇帝馋起叫花子的吃食来，就象慈禧太后爱上了窝窝头一样，不过是吃腻了山珍海味想换换口儿。富贵鸡的吃法，是首先敲破裹在外面的硬壳。那不正是陶器的碎片吗？陶器后来发展为瓷器，它的名称CHINA也是“中国”的名称。这叫人相信，瓷器的前身、中国的陶器，决不是从巴比伦传来的。
清朝的偷鸡贼，可算得了祖先“炮”法的真传。远古吃炮鸟的是饥饿的部落群体。大量的鸟供人群充饥，只能是大鸟小鸟一起裹了黏土放进火里烧。我梦见了那时生活的一幕。
话说，黄帝纪元前五十世纪的一天黄昏，在中原渭河低地的水边，一个部落的人群围着渐渐熄灭的大火堆。强烈的焦臭随着黑烟顺风飘散。过了不久，一位身披树叶、白发苍苍的老妪（那时还是母系时代）一声令下，赤裸着黑瘦身体的女女男男涌上去，用木棒拨出大大小小的黑泥团，敲破了，剥出里面的鸟肉，耐着灼烫大嚼起来，瞬间就一扫而光。这场集体会餐虽然匮乏，却没有半点挣抢，大家自觉服从年龄的顺序。除了得到优先的老人们，没人吃得够上半饱。
一个身躯高大而格外枯瘦的后生又去翻动冷却的灰烬，拣起几个黑糊糊的泥疙瘩。他敲破两个，里面只有一点鸟骨头的白碴。剩下一个最小的，圆溜溜的挺可爱。他没砸也没扔。夜幕降临了，人群消失在黑暗中。凉瑟瑟的风中，传来狼群的哀嚎。忽然响起一阵古怪的声音，“呜呜——呜”，跟狼嚎相呼应。顺着声音看去，只见河坡一处高地上站着一个人影，在月亮的映衬下，正仰头吹着个小圆球…。
这天，世界上出现了一件东西，其奇特神妙远远超过石刀石斧，也大不同于用牛角做成的号子。它就是中国的乐器——陶埙。不能说有人发明了埙，也不能说它是自然出现的。火堆中裹着稀泥的大鸟烧熟时，有的小鸟就烧焦了，骨肉都化为青烟从泥团的破孔中冒出去，剩下个空泥蛋蛋。
屈原在《天问》中提到，帝尧时代彭祖发明了美味的野鸡羹。自那以后烹（煮）代替了炮。但象乾隆那样的盛世，古老的炮法也仍然在叫花子中间若断若续。
五歌：埙——壎——熏
我说小鸟炮焦就成了埙。如果你是爱幻想的读者，你会感到这种念头新奇可喜。倘若您是思想缜密的学者，您多半已经产生了反感，说又有一个家伙在这儿哗众取宠了。
我提出了个大胆假设，需要小心论证。我怕曲折的推理烦跑了读者，再一想，侦探小说也叫“推理”小说，却让人拿不下眼来。探究“埙”里洞天，好象侦探家勘察古堡中的可怪踪迹，读者该是全神贯注紧随其后。我相信刨根问底是人的天性，何况刨的是民族传统的老根，问的是中华文化的谜底？
先请注意烧焦的“焦”字：下边四点是火字的变体，上边的“隹”是鸟字的变体。叫化鸡的鸡字，我小时学的繁体右边有个隹字，就是短尾巴的鸟。短尾巴恰好容易裹成泥团。
今天提到“焦”，首先会想到米饭烧焦了。古书说，谷粒儿最早的吃法是过过水放在石板上烘熟（28），同样容易焦。但祖先开始创造汉字时，对新食物的感受还浅，文字反映的还是传统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