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键盘音乐百年叙事
申 波
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说到云南，人们多以少数民族文化的荟萃之地来认知，殊不知，云南文化的发展在自成单元的同时，更以其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把不同的文化记忆书写在高原的大地上。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键盘音乐即是云南接纳外来文化现象、社会筚路蓝缕从文化封闭走向文化开放，从文化被动走向文化主动并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具体见证之一。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考察，历史文化作为一种跨越时空的链条，在其上面有不同的环节，而每一环节与其地域的发展和当时当地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是相适应的。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和历史背景，键盘音乐在云南的传播也才有了耐人寻味的社会学价值与音乐史学意义。
本文依托百年间云南特定的社会变迁历史，以史料为依托，用走访、调查、考证、比较分析等手段为参照，用历时梳理、静态回观的学术方法为支撑，努力为云南近现代键盘音乐的发展提供一种连接过去，迎接未来的学术钩沉，同时也希望以此为中国键盘音乐发展的历史画卷增添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为了完成选题的写作，笔者在2008年的春夏时节，多次采访了云南艺术学院的资深老教授、著名钢琴教育家叶俊松先生，他就曾反复表明其观点：仅以钢琴而论，“云南钢琴是中国钢琴的重要组成，中国钢琴是外来文化的重要标志，”虽然那时叶老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他仍然零星地讲述了一些云南钢琴的轶文趣事并鼓励笔者做好这个选题。2009年的初夏，叶老已驾鹤西去，唏嘘之余，我等后学只能遥祝叶老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并借这纸香一片，聊以慰籍叶老的无限厚望。同样，风琴、手风琴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据史料表明，其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于百年前最早来到了云南的土地上。正是基于这样一些有意义的因果渊源，笔者才决定努力去完成这一浩繁的选题，既为云南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书写一段有意义的文本记忆，更以此提升云南在全国键盘音乐发展史上应有的学科地位。
一、清朝末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对云南键盘音乐形成的影响
清末年间，英法势力分别从滇西和滇南渗入云南境内，外国人在云南开商埠、扩势力，特别是以法国驻云南首位领事方舒雅为代表的法国人修建的滇越铁路于1910年通车，使这条南起越南海防市、北抵云南昆明的铁路，形成了“火车不通国内只通国外”的“云南十八怪”之一。交通方式的改变，也引起消费的时尚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国外的罐头、香烟、钟表、缝纫机、玻璃、自行车、水泥纷至沓来，因此钢琴的运输也得益于交通的便宜。叶老就说过：“当时法国制造的钢琴在云南比较多，大多是法国海运到越南后沿滇越铁路运达昆明的。”也正是那位法国住滇首任领事方舒雅（中国名）先生，于1899年第一个把手风琴带到了中国这片红色的土地（具体内容见笔者发表于北京《音乐周报》2002年11月第三期的专稿）。虽然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方舒雅带来的手风琴对当时云南的社会生活或民众的音乐生活产生何种影响，但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这一历史事件仍然改写了国内许多教科书“手风琴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的天津、上海等城市”的模糊说法。巧的是，当年的法国住滇领事馆旧址与笔者住家的书房就隔窗相望，因此，在完成这篇文论的写作时，我会常常面对窗外生发许多的联想，禁不住在晨风暮霭的朦胧中，梦向世纪前飘浮的琴音。
滇越铁路建成后，劲吹的西风使偏隅一方的云南渐渐由传统封闭的社会向商业文明过渡。稍后，更由于1942年滇缅公路的贯通，也为钢琴随着大批躲避战乱的人们到昆明提供了交通的便捷。因此，键盘乐器在云南的普及程度比内地许多地方都高。其中两个事件足以证明上述结论。抗战期间，小提琴家马思聪携夫人钢琴家王慕理来昆明拟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但他们担心会像他们之前所到过的内地许多城市那样，因找不到钢琴做伴奏而影响演出。出乎意料的是，那时昆明许多殷实之家都拥有不错的钢琴供他挑选。另据昆明天南中学老校长回忆：“由于抗战胜利，思乡情切，许多外省人的钢琴无法带走，我们趁机以便宜的价格买了四台。” 正是由于法国势力较早地渗入到了云南，也引出了文章将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二、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对云南键盘音乐形成的影响。
天主教、基督教在云南较早地进行了传教。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七年（1881年），就有英国传教士乔治·克拉克夫妇从缅甸到达大理，建立了云南的第一个基督教会。而到了19世纪末，云南天主教也已初具规模，拥有大约50余座教堂和一万余名教徒。众所周知，由于音乐具有“浸入人类心灵”的作用，为达到传播教义的目的，因此，音乐成为了教会传播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此时，教堂或教会学校中的钢琴、手风琴、风琴、圣歌，就常常吸引着人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对上帝的景仰与对天堂的向往，并由此也对包括西方艺术在内的新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如1887年，有法国传教士保罗·维亚尔（中国名字邓明德）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而传播教义，在石林县的路美邑乡赶集的日子，就把风琴抬到街上进行演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风琴立刻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琴身、琴架、踏板。有人说是大炮，有人说是桌子。演奏完了，我拿出一台望远镜、几张画和一个万花筒，把裸裸唬得不之所以6，1898年天主教在昆明创办的尚志学校也办有铜管乐队，由西班牙籍修士洪守恒任教员。到1911年左右，天主教就共在云南开办了学校52所，有外籍传教士25人。直到今天，云南许多老一辈的教徒，仍会识线谱、唱圣诗、会演奏简单的钢琴、手风琴或风琴一类的乐器。笔者曾在云南陇川县的景颇山惊讶地看到，许多老人就会吹风笛，而在贡山县丙中洛乡考察时，当地重丁教堂里居然摆放着一台破损不堪的“钢琴”（后面无钢板）。据当地怒族群众猜测，它可能是埋在教堂后的那位法国神父从越南带来的（法国天主教神父任安辅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到贡山传教）。在怒江峡谷深处能见到这样的“洋玩意儿”，这一现象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可思议的。据许多昆明的老一辈音乐工作者回忆，抗战胜利前后，昆明拓东路一带就有一家由女修会开办的钢琴与英语补习学校，只是过去时代的许多人和事已少有确凿的史料详录，该学校的具体办学和教学情况已难以具体考证了，但就历史而言，口碑资料也可说明一些问题，因此，这一历史记忆本身，已说明当时昆明社会对新文化消费存在的需要。在昆明以教堂为空间教授钢琴最有影响的，当属在昆明锡安圣堂供职的修女夏自真女士和昆明文林堂的牧师夫人汤烈娣。
夏自真，昆明锡安圣堂修女。据说其早年曾在英国剑桥学习。为了躲避战乱，上世纪四十年代从天津来到昆明。据云南艺术学院的钢琴老师朱珠回忆，她跟夏老师学琴期间，除了系统完成《哈农》、《车尔尼》的基础练习外，夏老师还布置过邓尔敬的《骑木马》等中国钢琴作品。在夏老师门下走上音乐职业之路的云南人还有王小疆（后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周正松（后供职于云南民族艺术研究所）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随父亲傅雷来昆明的傅聪，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就读云南大学期间，也曾随夏老师继续学习钢琴并在教堂担任赞美诗的伴奏。据傅聪在昆明的友人徐振东回忆910 三、清末留日学生的回归对云南键盘音乐形成的影响
自清光绪28年起（1902年），云南也兴起了留学热潮，特别是赴日留学，成为了时尚。为适应中国留日学生的需求，日本政府开办了各种师范速成班，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即可学成归国。为了顺应时代的变革，当时的云南执政者对这样的潮流也给予了支持的态度，许多学生就是作为官费前往的。由此，大量留日学生的回归，为云南包括键盘音乐在内的新音乐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师资基础。
1909年，有留日归来的周维祯，在昆明创办了私立的“女子风琴传习所”，从而开创了云南、乃至西南地区新式艺术教育的先河，更开创了云南女子艺术教育的先河。由于时代久远，不知风琴传习所的教学内容有无钢琴或手风琴。但据笔者的猜测，由于滇越铁路那时已抵达云南繁华的蒙自，因此钢琴也极有可能已成为了该校的教学内容。据许多昆明的老一辈音乐教师回忆，那一时期的风琴主要产自于日本。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24年，由留日归来的李廷英任校长的公立云南美术专科学校的成立。它是云南省第一所专门研习美术的专科学校。由于师资配备完善，1926年又开办了音乐科，而西洋管弦乐、钢琴、中国民乐、西洋乐理课等，都列为学校的教学内容，这种培养综合性艺术师资的学术取向，也是值得今天我们高等音乐教育培养模式所借鉴的。当时学校配备有两台钢琴、一台风琴、九把小提琴和其他一些乐器。在校教授钢琴和风琴的教师有李廷英及其日本妻子川田芳子（兼授小提琴）、法籍人士柏西文以及李燮羲、张育等。
李廷英，云南昆明晋宁人氏。1913年考入日本当时最高艺术学府——五年制的东京高等美术学校。在专攻绘画的同时，继续学习音乐，特别是钢琴的演奏，与此同时，他也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日本女孩川田芳子。川田芳子在李廷英的支持下，曾就读于东京一所私立的音乐学校，专攻小提琴演奏。李廷英1929年2月因患喉疾辞世，川田芳子也于是年返回日本。
柏西文，1864年12月生于广州。其父是当时法国驻广州领事，其母关氏为广东高州人。柏西文曾在英国学习英、法文学，他喜爱音乐，钢琴弹得极好，这是他一生唯一的嗜好：他经常弹贝多芬、瓦格纳、肖邦、莫扎特的各种名曲。1912年应云南军政首领蔡锷之邀来到昆明，主要以教授英语为业。云南美专成立后，他同时也在该校教授钢琴，最后更把自己心爱的钢琴捐给了美术学校的办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聂耳的钢琴启蒙开始于此公。1927年，聂耳就读的云南省立高等学堂与艺专就一墙之隔，也就在那时，聂耳认识了柏西文并与后来成为著名国画家的周霖（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巨幅画作《金沙水拍云崖暖》的作者）等一道，随其学习钢琴。柏西文曾鼓励聂耳坚持不懈学好音乐，给予聂耳极大的自信心：“守信，你这双手，手指长而有力，这可是一双敲开音乐殿堂的手啊，加上你不同常人的音乐天赋，努力吧，坚定地走下去，缪斯正挥舞着花环向你招手呢。”近日在纪念中俄音乐交流90周年的相关活动报道时，有学者提到聂耳在上海跟随白俄学习钢琴的史实，结论是乎认为聂耳在白俄那里得到了钢琴的启蒙，这就埋没了一段真实的文化历史，从尊重历史的角度来讲，本文希望借此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
作为一位热爱中国的外籍人士，柏西文在云南生活了28年，为云南乃至中国的钢琴教育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更以他精湛的英语教学，为众多云南青年实现到省外和国外的升学之梦，搭建了文化的桥梁，直到今天，柏西文仍长眠在昆明西山公园的苍山翠柏之中。
李燮羲，云南大理人氏。他于1907年考上东京音乐学校乙种师范科，专修音乐教育。其编撰的《乐典》一书，1909年由清朝的学部书局出版，为清末中国接受西洋音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有1902年云南首批官资赴日本留学的李春醲（与后来成为云南省和山西省著名的军政首脑唐继尧、闫锡山同期抵达日本），他在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三年毕业后，又在日本专修两年音乐和体育。回国后，曾任云南教育总会会长。1914年任云南省立中学校长。其西乐有相当素养，钢琴、风琴弹得很好，是理想的音乐教师，经他培养出来的一批批学生，后来都成为了云南早期音乐教育的难得师资。就现有资料来看，李春醲应为云南留学日本学习音乐的第一人。
上述历史叙事，或许正是中日文化发展史上相互交融、取长补短、相互滋养的生动见证。
四、近代学校教育对云南键盘音乐形成的影响
1903年，云南官方成立了具有现代意义新科制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云南高等学堂；1907年改名为两级师范；1936年，云南又在两级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省立昆华艺术师范学校。在校先后教授钢琴、风琴的教师有李春醲、李燮羲、李怀南（10岁时随父李夑羲赴日本帝国音乐学院学习音乐，为云南最早留日学习音乐之女性）、张育（毕业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黄湘泉（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江芷庵（毕业于暨南大学艺术科，兼教绘画与钢琴和手风琴）等文化名流。由于战乱和办学经费紧张，学校历经多次拆、并、迁的周折，但仍为社会培养了众多音乐人才。如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云南艺术学院教授杨放教授、原昆明军区国防歌舞团的著名指挥褚庭桂老师，以及后来到省外发展的林濂、冯文元、张锐等，都是在该校获得的职业启蒙教育。现已九十高龄的杨放教授回忆，他1938年开始，就是在黄相泉老师的指导下学习钢琴和风琴，并在入学的首期音乐会上进行了独奏表演并担任合唱伴奏。他还记得，当时学校就有一台1812年巴黎出产的三角钢琴，但由于旧时代动荡的社会环境，此物现已难觅踪迹。虽经多次辗转和战争的疮痍，但1948年，校内尚存有3台可用的钢琴，风琴则多达10多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