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断章》和《尺八》可以看出，卞之琳倾向于把大千世界的一切存在都看成是相对的，任何个体化的现实情境都可以和他人的以及历史的情境形成对应和参照，个人的“小我”由此汇入到由他人组成的群体性的“大我”之中。用西方人的理论来解释，这种追求表现出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也翻译成“交互主体性”），即主体是通过其他主体构成的，主体存在于彼此的关系之中。
在西方对主体性理解的历史中，笛卡尔是重要的一环。在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中，主体性是由我自己的思想确立的。而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则主张一种交互主体性，即把主体性理解为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和境遇。在以往的哲学譬如霍布斯的思想中，人类的状态尚被描述为一种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对抗状态，一种易卜生式的个人独自抵抗大众的主体性。而到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里，人存在于与他人组成的关系和境遇中。存在主义的文学即把“境遇”处理为最重要的主题，而意义也产生于人的境遇，就像托多罗夫在《批评的批评》一书中说：“意义来源于两个主体的接触。”所以主体性存在于主体之间，即所谓的“主体间性”。
图为法国文学批评家茨维坦·托多罗夫
在《尺八》一诗中，“非个人化”的追求以及“主体间性”的特征使诗人最终超越了一己的感伤，跳出了个人的小我，从而使诗中乡愁的寂寞，代表着一种具有民族性的“大我”的寂寞；诗歌的主题，也从个体的现实性的乡愁，上升到民族、历史与文化层面。
卞之琳来日本小住的1935年，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诗人刚刚在北平经历了兵临城下的危机，而两年后就爆发了芦沟桥事变。这种历史背景自然会在卞之琳的创作中留下痕迹。因此，卞之琳在日本体验到的乡愁，按他自己的话说，更是一种“对祖国式微的哀愁”。在《尺八夜》中卞之琳写道：他在日本所看到的世界，“不管中如何干，外总是强，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一步，比较上总算是一个升平的世界，至少是一个有精神的世界”。而“回望故土，仿佛一般人都没有乐了，而也没有哀了，是哭笑不得，也是日渐麻木。想到这里，虽然明知道自己正和朋友在一起，我感到‘大我’的寂寞”。正是这种“大我的寂寞”，升华了《尺八》的主题，而大我的主题，与诗歌的非个人化的技巧是一致的。反过来说，也正是对非个人化的追求，使《尺八》中生成的主体，最终汇入的是民族的群体性的“大我”。
这种大我的主题，使卞之琳郁结的乡愁之中，除了对祖国日渐式微的悲哀，还蕴涵着另一个重要的维度——文化的乡愁。卞之琳在日本怀念的祖国，不仅仅是现实中的中国，更是一个遥远的过去时代的中华帝国，确切地说，是盛唐时代的中国和文化。由此，他体验到了另一重悲哀：这个盛极一时的中华文明，在现时代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日渐远去的背影，而他在日本，却仿佛看到了唐代的文化完好地保存在东瀛的现代生活中。
卞之琳引用周作人的话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虚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卞之琳产生的是同样的感觉。他在《尺八夜》中写着这样一段我喜欢一读再读的散文中的华彩文字：
说来也怪，我初到日本，常常感觉到像回到了故乡，我所不知道的故乡。其实也没有什么，在北地的风沙中打发了五、六个春天，一旦又看见修竹幽篁、板桥流水、杨梅枇杷、朝山敬香、迎神赛会、插秧采茶，能不觉得新鲜而又熟稔！……固然关西这地方颇似江南，可是江南的河山或仍依旧，人事的空气当迥非昔比，甚至于不能与二十年前相比吧。那么这大概是我们梦里的风物，线装书里的风物，古昔的风物了。尺八仿佛可以充这种风物的代表。的确，我们现在还有相仿的乐器。箫。然而现在还流行的箫，常令我生“形存实亡”的怀疑，和则和矣，没有力量，不能比“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的箫，不能比从秦楼把秦娥骗走的箫，更不能与“吹散八千军”的张良箫同日而语了。自然，从前所谓箫也许就是现在所谓笛，而笛呢，深厚似不如。果然，现在偶尔听听笛，听听昆曲，也未尝不令我兴怀古之情，不过令我想起的时代者，所谓文酒风流的时代也，高墙内，华厅上，盛筵前，一方红氍当舞台的时代也，楚楚可怜的梨园子弟，唱到伤心处，是戏是真都不自知的时代也，金陵四公子的时代也，盘马弯弓，来自北漠，来自白山黑水的“蛮”族席卷中州的时代也，总之是山河残破、民生凋敝的又一番衰败的、颓废的乱世和末世。而尺八的卷子上，如叫我学老学究下一个批语，当为写一句：犹有唐音。自然，我完全不懂音乐，完全出于一时的、主观的、直觉的判断。我也并不在乐器中如今特别爱好了尺八，更不致如此狂妄，以为天下乐器，以斯为极。我只是觉得单纯的尺八像一条钥匙，能为我，自然是无意的，开启一个忘却的故乡，悠长的声音像在旧小说书里画梦者曲曲从窗外插到床上人头边的梦之根——谁把它像无线电耳机似的引到了我的枕上了？这条根就是所谓象征吧？
卞之琳之所以闻尺八吹奏而呼“如此陌生，又如此亲切”，则是因为虽然他以前并没有亲耳见识过尺八，但却又仿佛已经与尺八神游已久了。对卞之琳而言，尺八标志了一个过去的时代，充当的是“梦里的风物，线装书里的风物，古昔的风物”的代表，代表了中国历史上鼎盛的唐朝，诗人从中感到的是“犹有唐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卞之琳称“尺八像一条钥匙，能为我，自然是无意的，开启一个忘却的故乡”。而让诗人更加感叹的，是这个故乡在诗人自己的本土失却了，反而像周作人所说“健全地活在异域”。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尺八》诗中括号里的两句“为什么霓虹灯的万花间/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可以说霓虹灯所象征的日本现代生活之中正包蕴着“古香”里所氤氲的过去。日本是一个善于保存自己的过去的民族，许多异邦人在日本，都时时处处觉出现在与过去的一种亲密的维系。《尺八》中的“古香”正是象征了历史遗产的遗留，其中也包括中国唐宋时代的历史遗产。《尺八》一诗中很重要的一层意蕴，就是对霓虹灯中飘着的“古香”的深切体味。
图为吹奏尺八的日本艺人
同时，卞之琳感受到的古香中又蕴涵着一种“凄凉”的况味。这种凄凉，一方面透露着诗人感时忧国的心绪，透露着对故园“颓废的乱世和末世”的沉重预感。另一方面，即使在日本，尺八所维系的，似乎也是一个正面临着现代性冲击的古旧的年代。谷崎润一郎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随笔《阴翳礼赞》中就感叹说东京和大阪的夜晚比欧洲的城市如巴黎还要明亮得多。他喜欢京都一家著名的叫“童子”的饭馆，长期以来在客房里不点电灯，只点蜡烛。但是后来也改用电灯了，谷崎就很不喜欢，他是特意为享受过去的感觉而进童子的。所以他一去就让侍者换成蜡烛。也许在他看来，蜡烛代表着一种传统的乡土式的生活，一种具有古旧、温馨而宁静的美感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现代文明中是注定要失落的。因此，文化的乡愁就会成为一种永恒的主题。而卞之琳的“凄凉的古香”的感受中也正包涵了对这种古旧的事物终将被现代历史淘汰出局的必然宿命的叹惋。
最后看《尺八》中的最后一句“海西人想带回失去的悲哀吗？”海西客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呢？
从最具体的层面看，“失去的悲哀”指的是尺八这种乐器，它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了，却成了在三岛扎根的花草。其次，失去的悲哀指尺八所代表的中国的过去，即所谓“梦里的风物，线装书里的风物，古昔的风物”。最后，失去的悲哀喻指曾经盛极一时的古代中华帝国的文明。卞之琳从尺八的吹奏中，听到的是一个极尽辉煌过的帝国日渐式微的过程。诗人可能切肤般地感到，失去的也许永远失去了，自己所能带回的却只有悲哀而已。诗读到最后，读者分明感到力透纸背的正是诗人这种深沉的悲哀的意绪。
读罢全诗，有读者也许会问，尺八真是从中国的唐代传到日本的吗？在散文《尺八夜》中，卞之琳自己也产生过不自信的疑问：“尺八这种乐器想来是中国传来的吧。”这毕竟有臆想性，他的考证的工作也止步于《辞源》上的一条：“吕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见唐书。”卞之琳以自己仍未能证明日本的尺八是从中国传去这个假设为憾。1936年的春天，他写信问周作人，很快就得到了一个使他相当高兴的答复：
尺八据田边尚雄云起于印度，后传入中国，唐时有吕才定为一尺八寸（唐尺），故有是名。惟日本所用者尺寸较长，在宋理宗时（西历1285）有法灯和尚由宋传去云。
卞之琳说：“虽然传往日本是在宋而不在唐，虽然法灯和尚或者不是日本人，已没有多大关系了。”
毕竟《尺八》是一首拟设想像情境的诗歌。
陆
1996年樱花盛开的时节，我正住在卞之琳当年在京都小住的一带。在京都大学所做的一次讲座讲的也正是苏曼殊的“春雨楼头尺八箫”、卞之琳的《尺八》以及我更喜欢的他的散文《尺八夜》。每次从住处去京大的路上都能看到小巷中一所两层小楼的住宅的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写：尺八教室。这是教学生吹奏尺八的地方。有时会站在门边谛听一下里面传出的尺八的声音，便想起了卞之琳的形容：“如此陌生，又如此亲切，无限凄凉，而仿佛又不能形容为‘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同时又想，尺八虽也是古旧的乐器，但它与平安王朝的都城——京都的古旧感还是水乳交融的，不象中国很多地方拆了真正的旧建筑后所新建的“仿古一条街”那么不伦不类。
1996年的3月，我从京都去神户看望当时正在神户大学任教的老师孙玉石先生。孙老师经历了阪神大地震，我去的时候，神户震后刚刚一年，可是震后的重建很迅速，已经很难看出地震的迹象。95年阪神地震之后，无论是国内的亲友，还是师长和学生，都十分关切孙老师夫妇的安全，其中就有孙老师的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林庚先生。于是我在孙老师那里读到了林庚先生给他的信：
玉石兄如晤：
获手书，山川道远，多蒙关注，神户地震之初曾多方打听那边消息，后知你们已移居东京，吉人天相，必有后福，可恭可贺！惠赠尺八女孩贺卡，极有风味，日本尚存唐代遗风，又毕竟是异乡情调，因忆及苏曼殊诗“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性灵之作乃能传之久远，今日之诗坛乃如过眼烟云，殊可感叹耳。相见匪遥，乐何如之。匆复并颂
双好。
林庚
1996年1月3日
林庚先生30年代与卞之琳同为现代诗派的重要一员，他本人的诗恐怕在现代派诗人群中更能称得上是“性灵之作”，在化古方面的追求尤其独树一帜。尽管我对林先生“今日之诗坛乃如过眼烟云”的判断不能完全认同，但是林先生所谓“性灵之作乃能传之久远”却是千古不易的论诗佳句。而林先生言及的尺八，从尺八女孩的风味中触发的类似于周作人和卞之琳的“日本尚存唐代遗风，又毕竟是异乡情调”的感受，以及他对苏曼殊的“春雨楼头尺八箫”一诗的援引，则使我1996年的日本之行对尺八的记忆，又加上了难忘的一笔。
京都大学的平田先生知道我对尺八情有独钟，在我回国的时候送我两盘尺八的CD。此后的几年中就断断续续地听熟了。也许时过境迁，脱离了独居异国的心绪，CD中的尺八吹奏并没有给我“凄惘”之感，更多的时候让我联想到的是“空山”雨后，是王维诗意，是东方文化特有的融汇了禅宗的顿悟的对虚空的感悟和对空寂的感悟。
今年初春时节重游京都故地，近8年过去了，京都大学附近的那所尺八教室依在，我站在路边等待了一会儿，街巷静悄悄的，没有乐声传来，但是耳际却仿佛因此弥满了尺八的吹奏，同时回响的还有苏曼殊的“春雨楼头尺八箫”以及卞之琳的一唱三叹般的呼唤：“归去也——”
2004年3月5日于神户六甲山麓
祁箫 编辑 / 天琪 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