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伏羲式》
此琴通长 123.2、肩宽 20.3、尾宽 13.9、底厚 1.1厘米。 琴为桐木斫、髹鹿角灰胎，脱漆处露葛布底，通身发小蛇腹断纹。金徽，琴面小弦一侧，约自七徽半至尾际有下陷裂痕一道，面之弧度较圆，左右项腰边沿之楞角毕具，而底面之项腰两处楞角浑圆，具晚唐琴的减薄特点十分明显。惟护轸之间，凤舌之下未见有减薄痕迹、并不见后配迹象。琴材甚旧，似有拼合，图形龙池、扁圆凤沼，池沼内未见腹款字迹。池上刻草书“春雷”2字，池下刻大印一方篆“沧海龙吟”4 字。 此琴的流传已不可知晓。
绝不在五代之后的“春雷”
“春雷”琴是传世唐琴中最著名的重器，为盛唐斫琴名家雷威所作，曾经宋徽宗收藏于宣和殿之百琴堂被定为第一，俟后被金人所掠，金章宗藏之于承华殿，又为明昌内府第一琴。章宗殁，挟之以殉，18年复出人间为元内府所藏；赐耶律楚材，其子耶律铸坐事，春雷琴后入内府，再赐传初厂，事见元代周密《云烟过眼录》、《浩渺斋视听抄》、《志雅堂杂抄》并见《古今图书集成 .琴瑟部》，后人慕其名，往往取春雷名其藏琴。
唐／春雷。伏羲式 旅顺博物馆藏
据云：60年代初，旅顺博物馆曾遣人携此琴来京，送请“北京业余古琴研究会”会长查阜西先生鉴定。查氏确认该琴为唐代的制品。1987年夏，余访琴于天津及东北各地，在旅顺博物馆得见此琴，并拜读了阜西先生的鉴定意见，颇受启发，其文言简意赅。若非琴人殊难理解，遂有《旅顺博物馆藏“春雷”琴辨》之作，为查先生鉴定意见作了注释，因其有晚唐的特点故定晚唐之作，题名大印均较粗俗，实系重髹后所刻，漆下似有原名今已掩没。此文发表于1989年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
查阜西先生的鉴定意见写于1962年9月18日，其文曰：“顷到馆，得见旧藏两琴，其一曰春雷，漆糙均古、小蛇腹断、断齐而长，唐代物也。未必即宋内府原品，或民仿野斫，但时代绝不在五代之后。（其二略）虽未及安弦试弹，指击回响皆备九德过半，令人爱玩不置。”经反复阅读发现阜西先生对此琴的时代问题，存在着模糊度，故在指出唐代物之后，又提出“但时代绝不在五代之后”的看法。初觉自相矛盾，既而体会则是指出这张琴时代的上限与下限问题，从语气来看他实在倾向定这张琴为五代之作。至此，深感老一辈琴家治学态度之谨严，对琴学研究的全面和深入。
五代琴在传世古琴中尚未发现有如中唐“大圣遗音”，晚唐“独幽”那样的标准器，其真鼎究竟世人往往凭题名来认定，于是凡背刻“洗凡”或“清绝”之琴即以五代琴目之。更有甚者将传世古琴中经过后人加工改成头宽逾肩，造型丑恶，形制扁平之琴，因其朱髹唐款即贸然定为五代之器，居然将自明末以来古琴家“唐圆宋扁”的口头禅也忘去了，岂有不错之理。阜西先生对于唐宋古琴形制发展的规律有所了解，五代去唐不远，古琴的形制必然具有唐人的作风，今旅顺“春雷”背面项腰做圆，与其老友李伯仁所藏之晚唐“独幽”的特点相同，说它是“唐代物也”完全是有根据的。然而这张琴的伏羲式又与唐代的形制略有出入，显然是唐以后之作。既有晚唐琴的特点而又有所发展，故十分肯定的提出其“时代绝不在五代之后”。
阜西先生对这张“春雷”琴的制作时代有上限与下限的提法，下限十分肯定、经反复思索，发现它与唐代伏羲式琴有两点不同；第一，唐代伏羲式琴之额不在肩尾这条直线上，距离明显，而这张“春雷”琴额却十分接近这条直线。第二，圆形龙池略小于唐代制作。旅顺的这张“春雷”琴的名印都是重漆后所刻，也未发现腹款，总之与唐代伏羲式琴形制不合是可以肯定的。与宋人仿唐代制作的形制不合也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按照阜西先生的意见将其定为五代之作，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