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当革命的风暴呼啸而过以后，我们终于可以阖上风箱，仔细地想一想了。为什么一种在西方的颇为世俗和大众化的乐器，可以充当中国革命的“里拉琴”？
答案并不难寻找。
辛亥革命以降，按照正统的教科书，中国疾风暴雨的革命时期可以分为大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么个几个阶段。手风琴最迟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中国革命。
革命是要求单一目的和共同信仰的，是需要煽动起最广泛的人民大众同心干的。这就依有效的宣传。古汉语里，“宣”与“传”各自单独使用。前者的原意为“畅达”、“普遍”、“公开”等，后引申为“发泄”、“发扬”、“宣布”等。后者是个简体字，通“传”，《说文》释意为“遽也，驿递日传”；《正韵》释意为“授也，续也，布也”。《三国志》中“蜀志·马忠传”一文将两字连用，“见大司马蒋琬，宣传诏旨，加拜镇南大将军”——即便联用，此处显然也不能将两字串在一起解释。因此，在中国旧有词语中，没有与现今“宣传”相对应的词组。精通日语的周作人认为“宣传”一词来源于日本。上世纪40年代，周作人将1940年至1944年写的17篇短文辑录为《药堂杂文》一书，其中写于1940年7月的《宣传》一文，认为“据说原语系从拉丁文变化出来，原意只是种花木的扦插或接换罢了，后来用作传道讲。普罗巴甘大（propaganda）这字始于一六六二年，⒀就是这样用的，再从宗教而转成政治的意味，大约就不是什么难事。中国从前恐怕译作传教传道之类吧，宣传的新意盖来自日本，从文字上说拟是混合宣传讲道而成，也可以讲得过去，在近时的新名词中不得不说是较好的一部类了。”[17]
宣传是功利的；宣传的目的就是要使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主张。凡革命者，无不知晓宣传的厉害。早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就成立了宣传部，1925年9月，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双重党籍的毛泽东出任代理宣传部长。
毕竟，Propaganda一词含有鼓吹的意味、广告的意味，在拼音文字范畴里有些贬义，知识分子难免对“宣传”一词有微词。先后出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先生在1940年连续写下《宣传不是教育》、《再论宣传不是教育》的文章，抨击党化宣传危害教育事业。他指出，“宣传采取的方式是灌输，教育采取的方式是启发，宣传的目的是使人信服自己的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启发人‘自得’，二者冰炭不同炉，熏莸不同器。”[18]
共产党的宣传较国民党更甚一筹。在其“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的三大法宝里，贯彻“群众路线”的方法就是宣传群众，然后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而且深谙，“一切的宣传，都应该求其通俗，并且还须在宣传的人群中，还得顾及到知识最底下的人的接受能力。”为此，“要避免陈义的过高。”
显然，要使宣传产生效果，就得动用最有效、最便捷的工具，使宣传的生产线畅通无阻地运行。音乐显然是驱动这条生产线的有效的发动机。这种音乐必须是高扬的、激情的、集体性的，演奏这种音乐的工具最好亦如此。面对最底层、最通俗的大众发言，钢琴、小提琴、长笛、黑管一类的西洋乐器显然“陈义过高”；民族乐器又个性太强，且易令军容不壮。毛泽东说：“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 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20]革命导师深晓，必须要运用适合音乐宣传文化工作的有效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