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伦敦威格莫尔音乐厅艺术与执行总监约翰·吉尔胡利

我们不该害怕

音乐口味在变

伦敦威格莫尔音乐厅120周年

专访艺术与执行总监

约翰·吉尔胡利

John Gilhooly

5月30日，解封两周后的伦敦雨过天晴，威格莫尔音乐厅（Wigmore Hall）附近平日不对外开放的波特曼广场花园破例排起等入场的人龙。这一天，威格莫尔音乐厅为庆祝其落成120年而连续举办了三场微型露天音乐会，公众提前在网络上申请免费门票。场内随意摆好了一些桌椅，观众带着饮料零食落座。最后一场音乐会中，近日备受关注的当代室内乐团12 Ensemble在车流声中演奏了四十分钟。当晚，威格莫尔的常客安德拉什·席夫（András Schiff）在音乐厅内举办了钢琴独奏会，以此拉开五场庆祝音乐会的序幕。第二天，威格莫尔音乐厅宣布16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作曲家入选音乐厅策划的“封城委约创作计划”。这些作曲家成长背景多元化，其中5位不到30岁，年纪最大的则已过花甲，但共同点是：他们都是首次接受威格莫尔委约。名单宣布之后，威格莫尔音乐厅将会与每位作曲家商量具体的创作方向，并为他们配对合适的演绎单位。

从1901年开幕到120年后的今日，原名叫“贝希斯坦音乐厅”的威格莫尔音乐厅，从最初为独奏而设计的舞台，已发展成为全球室内乐的殿堂所在。音乐厅不到6百个座位，在疫情之前保持着每年550场音乐会演出的频率。自2005年约翰·吉尔胡利上任音乐厅的艺术与执行总监以来，他在继续扩大音乐厅的曲库：迄今已委约世界各地的作曲家为威格莫尔创作了超过600部新作。与我在威格莫尔音乐厅内对谈的一小时里，约翰几番提及他对合作音乐家在国籍、性别、是否残障人士等多元化的注重，希望为在疫情冲击下苦于生计的音乐工作者多提供机会。

很难想像，也正是这个百年音乐厅，在去年封城之后，在全英国率先实施线上直播，并至今坚持免费。约翰表示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线上直播，但自从去年6月开始尝试以来，在线人数最多超过1百万。他说音乐厅重启之后，线上直播还会继续下去，暂定每周两次。

今年6月，居住在伦敦的钢琴家内田光子将在她的舒伯特音乐会上接受今年的“威格莫尔奖章”。16岁第一次在威格莫尔登台演奏莫扎特奏鸣曲的内田光子今年已72岁，钢琴家在封城期间还曾与男高音歌唱家马克•帕德莫合作演出《冬之旅》。约翰表示，选择内田光子作为今年的奖章获得者，同时也是考虑她代表了住在英国的少数族裔人群：她是其中一位“成功突破边界的”音乐家。

威格莫尔音乐厅

疫情与封城对威格莫尔音乐厅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上周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告诉我，他去年一共只有三四笔收入，幸亏有存款。这是属于幸运的一批。大部分年轻的音乐家都不够资格接受政府的资助。我知道的有很多人为了糊口，只好决定退出这个行业。威格莫尔音乐厅也不得已解雇了三分之一的员工。幸运的是我们这一路收到了许多捐款资助。很多人通过短信5镑、10镑地转账，至今这部分捐款已突破了一百万英镑。还有少数人一次捐赠一两万英镑，附上留言：“把免费直播坚持下去。”有部分人甚至写信告诉我们说，已经在遗嘱里写上了威格莫尔的名字。

音乐厅在做改革，音乐厅的观众构成是不是也在逐年变化？

约翰：在我看来“古典音乐的听众”和所谓“威格莫尔的观众”根本不存在。有些人极开放，什么都能听，有些口味则小众得不得了。疫情期间，威格莫尔音乐厅共推出了两百多场线上直播的音乐会，我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乐迷的邮件。有威格莫尔的常客说，通过网络发掘了很多以前不会买票去看的好东西。当然，无论你发出的声音有多大，总会有人捂住耳朵不想听见。有些人坚持说古典音乐是属于特定阶层和精英圈子的，也有人老说听古典乐的全是老者。

所有这些关于古典乐的不必要的障碍，什么会读谱子的人才能真正享受音乐等等，都该去掉了。你走进来听音乐，被感动了，不懂看谱，无伤大雅的。这种体验也许促使你思考，也许令你的这一天变得更美好，或者驱使你去拿起一本小说来读，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最重要是让进到这个空间的人觉得舒服。如果你让第一次走进音乐厅的感觉浑身不舒服，人家肯定不会再有第二次。威格莫尔现在的领位员都很年轻，我们要求他们对观众微笑，礼貌地有问必答。我们还安排了员工在网上回答大家的问题。有人不明白什么叫“奏鸣曲”，我们当然有义务解释，不能让提问的人觉得难堪。

波特曼广场花园

你是学音乐出身的吗？

约翰：我是学声乐出身的，但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舞台。我也有历史和政治学位。并不是说非得学过音乐的人才能管理音乐厅，但你一定要熟悉大量曲目。你需要了解这个场地适合演什么、大众喜欢什么。这里面有质量和口味的区别。有些节目虽然你自己不喜欢，但不能否认它们的质量。只是关乎口味的话，比如你觉得某位钢琴家弹得太大声，但公众喜欢，那你就得把自我放到一边，把这位钢琴家请过来，并且全场保持微笑。如果纯粹按照自己的喜好设计节目单，我认为那样的艺术总监是失败的。

古典音乐如今的定义比过去广泛得多。无论是昨天写的，还是创作于两百年前的，寻找与推广人类最优秀的创造，威格莫尔的舞台挺小的，但创意不可以小。

你多次提到的“多元化”，对威格莫尔音乐厅来说意味着什么？

约翰：1950年代音乐厅运营得不太好，多亏有逃难过来的犹太人，筹钱租场开音乐会。那时威格莫尔还接受对外出租。威格莫尔频繁上演音乐会的模式，就是他们开启的传统。近年反犹情绪又有所抬头，我希望这里的犹太人能视威格莫尔为安全空间。我请过集中营幸存者安妮塔•拉斯克-沃尔费什（Anita Lasker-Wallfisch）讲述她的经历，她今年95岁了，当年她之所以经历过三个集中营还能活下来，是因为她是集中营管弦乐团的大提琴手，当然这个乐团只是纳粹对外宣传的工具。她后来搬到了英国，她的儿子拉斐尔•沃尔费什（Raphael Wallfisch）也是大提琴家，常在威格莫尔演出。这就是我理解的“多元化”，除了曲目以外，还有种族、肤色、性别等等。

你对威格莫尔音乐厅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愿景？

约翰：我将威格莫尔视为室内乐的国际总部，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我们逐渐打破隔膜，使这个音乐厅成为老百姓的音乐厅。我们也走出音乐厅，去帮助老年痴呆症患者、少年犯、患有艾滋病的儿童、无家可归的人、家暴受害者们等等。我们的观众既有皇室成员，也有被父母带进来的婴幼儿。

疫情期间，很不幸，家暴案例直线上升，我们从以前的面对面对话改成线上形式。线上直播为威格莫尔音乐厅带来了新的身份，未来十年我们会继续委约作曲家创作新作品，吸引多元化的观众。最近我们将其中一个厅命名为杰西·诺曼（Jessye Norman）。这位来自亚特兰大的黑人艺术家曾如此频繁地登台威格莫尔，当新一代的黑人艺术家见到杰西·诺曼不光在这里表演，这里的一个厅甚至以她的名字命名，他们会倍感亲切和自信。我想符号的意义很重要，对我们说举手之劳，对他人则有重大意义。但这并不是要装门面的意思。过去，杰西·诺曼为威格莫尔新乐季做开场嘉宾的次数是最多的，她的名字早就该被裱起来了。

去年宣布封城时，真是很艰难；紧接着又发生了“Black Lives Matter”事件，以及针对亚裔人士的歧视。对一些人来说，过去一年经受了不少绝望的时刻。我发现在爵士乐界，女性有遭到歧视的现象。因此我也特意给女性爵士乐手留了一席之位。同样的，我也特意选入了闻名世界的黑人美国爵士乐手克里斯蒂安·麦克布赖德等人。这里并不仅是演奏古典、室内乐的音乐厅，我们也演当代、爵士作品，在这里上演的曲目创作年份跨度超过5百年。

约翰·吉尔胡利

这个决定与Black Lives Matter事件有关吗？

约翰：并不是。实际上去年2月我们刚好就签署了一项多元化艺术的五年计划，那时疫情还没开始蔓延。到后来许多音乐家都因为封城而被困在了英国的家，我恰好就利用了大家都没法出去演出的时机，请了很多背景不同的艺术家做线上直播。“多元化艺术计划”因此比我期望的进行得更快。

你也提到一些社会事件对于威格莫尔排节目的影响。你希望通过音乐传递哪些信息？

约翰：在疫情出现之前，什么事件最糟心？脱欧。我们需要与欧洲的邻居们保持好的关系，这些地方是优秀音乐的来源。我们想继续在音乐家的资源上互通有无，没人希望停下来。他们可能想要布里顿的音乐、想伦敦交响乐团去表演，而我们则想要维也纳爱乐来英国。后脱欧时期，这样出于友谊精神的互动肯定更重要。

另一个信息是要向政府显示，文化艺术和现场演出是全英复兴的一部分，获得音乐艺术的熏陶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利，我们的音乐不见得人人都会喜欢，但我们有义务向大众提供文化艺术。音乐对人类的心理健康很重要。政府应该鼓励文化艺术，因为人生已经足够艰难。我听说中国有几百万（编注，应为几千万）孩子学钢琴，我真希望英国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今英国的教育制度令人失望，我们的音乐厅、歌剧院能做的很有限。

人们说的“古典乐”一般指的是三四百年历史的欧洲古典音乐。在今日语境下，你认为定义“古典乐”还有必要吗？

约翰：其实归根到底我们说的是好的音乐。我也管理皇家爱乐协会，这个组织应该算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音乐机构之一了，当年就是皇家爱乐协会在贝多芬穷困潦倒的时候以50英镑委约作曲家创作第九交响曲，就在伦敦街头付的费用。两年后贝多芬耳疾恶化，协会还寄去了50镑。10年前，我在威格莫尔的艺术总监职位为我赢得了皇家爱乐协会的主席一职。这是一项志愿工作，最近我再次当选，打算再干三年。这个职位的优势是能够让政府听见我说的话，每次我都会提到自由职业音乐家们艰难的生存状况、音乐产业中的焦虑情绪，敦促政府一旦条件许可就应该重开音乐厅之门。最开始要社交间距都可以，到10月之前如果疫苗都基本普及了，我们也应该往前走了。

皇家爱乐协会如今每年颁发一个奖项，这些年我看到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涌现了许多融合爵士、电子的新创作。（印裔）作曲家Nitin Sawhney是其中一位难以定义的艺术家，他曾登台威格莫尔。我们不该害怕，音乐在变，口味也在变，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往前发展的。尼古拉斯·肯扬（Nicholas Kenyon）刚给我寄了一本他的新书《音乐生命》（The Life of Music），我刚读完。西方老炮们不能再对音乐的发展方向视而不见，而这是很好的事。我当然仰慕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这些来自维也纳的经典，我将舒伯特视为伴随我一生的挚友，但我同样钟爱巴托克。我们在维也纳的传统之上做发展，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建造与之背道而驰的新事物。巴赫固然是不可替代的巨匠，但同时我们不该忽略其他出色的音乐家。比方说有可能在2024入驻威格莫尔音乐厅的作曲家卡罗莱娜·肖（Caroline Shaw，2013年美国普利策音乐奖得主），又比如与威格莫尔合作密切的当代室内乐团体Apartment House，他们曾全天演出作曲家朱利安·安德森的作品。这位黑人同性恋音乐家在世时受尽唾弃，上世纪九十年代患艾滋病去世。但他无疑是个天才，因此我们决定纪念他。越来越多女性作曲家和优秀的女指挥家出现，我在皇家爱乐协会的使命之一就是为女指挥家铺路，不久前有位歌唱家对我说，在英国还很难找到愿意指挥巴赫《马太受难曲》的女指挥家。我还得继续努力。

疫情期间，还发生了西蒙·拉特离开伦敦交响乐团、伦敦新音乐厅计划搁浅等事件，这些对英格兰的音乐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约翰：音乐产业在疫情期间严重受创，首先我们需要重新站稳脚跟。也许需要半年人们才重拾信心，走进音乐厅。人来人往很正常，只有音乐是永恒的。西蒙·拉特是位优秀的指挥家，其他的我不想去评论。伦敦交响乐团有巴巴诺，没什么问题。我希望所有的乐团都好，希望南岸中心、巴比肯中心尽快重启，疫情使得人们愈加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人们也比以往更加需要现场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