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阿尔玛，”每逢给妻子写信，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大都这么开头。这样亲切的称呼一叫就是10年。尺素频传，以寄相思，整整写了350封。
早年在给捷克指挥约瑟夫·弗斯特的信中，马勒曾这样描述过心目中的伴侣应有的形象：这个女人绝对不能看起来头发蓬乱、衣服邋遢;一定要留给我足够的艺术创作空间;应该能够理解并同意和我分开居住，还应该在每天固定的时候，打扮入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想见她的时候她不能有怨气，或者感觉被拒绝、被轻视。如此等等，不算不苛刻。
朋友以为马勒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在1901年马勒写给阿尔玛最长的一封信中，他的确以少有的坦诚，界定了他对心爱的人的期望，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容商量的口吻：
我的阿尔玛，对于我的将来你可能意味着什么——我生活中最高尚最亲密的部分，我充满信仰、充满勇气的伴侣，理解我并照亮我的源泉，我牢不可破的堡垒，它可以成为我的庇护所使我远离内部的和外部的敌人，一个避风港，一个天堂，在那里我可以永远隐藏自己，复原自己。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此高贵而美丽，难以用语言表达。这么多，这么伟大，只有一个称呼：我的妻子。
你必须无条件地把你自己交给我，使你将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关注我的需要，作为回馈，除了我的爱你将别无所求!
10年中，马勒的爱是真诚的，也是不够的，而且过于自我。他还剥夺了阿尔玛的创作权利，“作曲吗?你是为你自己作曲还是为了全人类作曲?”马勒逝世后，阿尔玛逐渐把“作曲禁令”说成一个伤感的故事，的确，在结婚以后的九年中，马勒基本上没有问过她的音乐。
马勒对妻子的要求标准是很高的，但不是在音乐方面。他渴望歌德所说的“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的境界，希望他的阿尔玛能和他一样出色，唯恐她时时会 “跟不上”。多年以后，当阿尔玛重新对这些信件进行编辑整理的时候，对于马勒问她是否“能够”跟得上的说法十分恼怒。在旁人看来，这种口气的确有些自大。
除了陪同丈夫出入上流社会，阿尔玛日常的角色是抄谱员，孩子的母亲，家庭管理者。她的青春，她的爱情，她的音乐以及一切憧憬，渐次化为“十年一梦”。红杏出墙后，马勒才如梦方醒，最后岁月的信里充满了哀告和祈求，“我生活中的呼吸，我在你的亲吻中窒息，长久地站在你的门前。耀眼的女人，你怜悯我。可是我最最亲爱的人啊，恶魔再一次惩罚了我的自私，我把自己的喜好兴趣强加于你的兴趣之上。我不能从你的门前离开，一直等着，等到听见你甜美的呼吸。”字里行间充满了绝望的紧迫感，唯恐阿尔玛弃他而去，那种卑微的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讨好让人疑惑：十年前那个神气十足的马勒哪儿去了呢?
直到马勒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他才珍爱地称阿尔玛为“同事”，一个忠实的、在生命的路途中给了他勇气的伙伴。两个年龄相差甚远、性格迥异且教育背景不同的人走到一起，分歧在所难免。虽然马勒没有能够“提升”阿尔玛，但妻子却改变并丰富了马勒的生活。阿尔玛一直是马勒的“港湾”，是他除了音乐之外的全部生活的中心。即便是马勒到了卧病在床最后的时光，阿尔玛也是全身心地为他付出。
马勒死后，他的“亲爱的阿尔玛”又活了很多年。虽然改嫁他人，但人前背后，仍然乐意接受“马勒遗孀”的称谓，但对出席马勒的音乐会少有兴趣。比起很多评论家，她显然不是马勒的知音。生前阿尔玛就为自己挑好了葬礼音乐，她逝世的时候，却没有一个音符与马勒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