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次无家可归，在奥地利我是波希米亚人，在德国我是奥地利人，在全世界我是犹太人。”这是古斯塔夫·马勒对自己身份的自嘲。
有人说，马勒在西方音乐史上的地位相当于巴赫，他们都将之前的音乐传统发挥到极致，又开启了之后的新传统。没有人能绕过马勒，在他去世100年之际，我们对他的了解又增加了几分?
马勒出生于波希米亚的一个传统犹太家庭，为了执掌维也纳歌剧院而改信基督教，和一个非犹太人结婚，去世后由天主教牧师安葬。作为公众眼中的大人物和创作了许多激进的交响曲的作曲家，他遭到了无数种族主义的谩骂。“马勒不会作曲，他只是个犹太哈巴狗，”一个慕尼黑乐评人这样写道。马勒的回应便是继续挑战交响曲式和调性的边界，直至其崩塌。他打破了交响曲的四乐章模型，他用反讽的变调、用一个乐段表达两种相反含义的手段，为音乐挣得了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权。他是走向20世纪的开路先锋，他是像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那样的探索者，探索对生命和他自己独特身份认同的解释。
他的音乐中毫无异议地带着犹太烙印，其中许多已经被指挥家伯恩斯坦加倍放大了——《第一交响曲》中的东欧犹太主题，《第二交响曲》中的古希伯来号角，《第九交响曲》中的叹息和低语。这些音调如此明显，却又带有欺骗性。真正的意义躲藏在音符之后。马勒权威莱布雷希特认为，马勒音乐中的大部分犹太元素是源于意第绪语的表达方式。
意第绪语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泛指生活在中欧、北欧和东欧的犹太人)使用的方言，在上千年的压制中，这种方言发展到了一个极端，一句话对于使用者和外行而言可以代表截然不同的含义，完全取决于说话人的语气。意第绪语既迂回又精确，它既是犹太历史的财富，也是对其所处危机的警告。这块富饶而模糊的领土，之前从未被任何作曲家开发过。马勒在德语环境中长大，却经常听到父辈和祖辈的亲戚在家说意第绪语，语言的歧义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创作出包含多种涵义的音乐。说犹太人的身份是马勒创作的源泉并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