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在太行山上》的身世之谜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今年90岁的山西陵川人武文德再次唱起这首《在太行山上》时，岁月沧桑的脸上难掩激动之情，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弥漫着烽火硝烟的年代。

抗战爆发后，太行山特殊的地理形势与革命斗争成果，使这里成为一个精英云集、风云际会的地方，一批批青年学生和文化精英向这里汇聚。

当过抗日儿童团团员的武文德至今仍记得，其中有一个“桂代表”，自己曾多次陪他下乡“吃派饭”。“老百姓给他做鸡蛋拌汤，他坚持吃糊饭（当地用小米和玉米面做的糊状早餐），非常朴素。”

武文德口中的“桂代表”正是《在太行山上》的词作者，桂涛声。

70多年后，山西省晋城市的历史文化研究者靳宏伟和同样喜欢研究当地文化的张建军一起，为寻找《在太行山上》的诞生地，已经经过了5年的实地调研。

油画《在太行山上》

在他们看来，《在太行山上》是太行山军民向天而歌的冲天号角，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黄钟大吕，是民族抗战的英雄史诗。考证这首伟大歌曲的身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武文德 图/张建军

烟纸上写歌

“这首歌在太行山可以说家喻户晓，老少皆唱，都知道它描写的是太行山抗日，但是对它创作于陵川却鲜为人知。”张建军说，直到他读到一本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苏云所著《红都影帅》。其中写道：“1938年春，桂涛声由陵川动身去武汉时，将这首歌（《在太行山上》）给了民众小学的李曼……”而苏云曾经是陵川抗日儿童团成员。这引起张建军的注意，他立马拨通对陵川历史颇有研究的靳宏伟电话，一起开始求证之旅——

桂涛声来到陵川，既为太行山的壮观景色所惊叹，更为抗日军民的救亡热情而感动。

八路军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当时，陵川自卫队由300多人迅速扩编为1000多人，出现了不少“母送儿，妻送郎”参军的感人场面。

在随游击队转战陵川的过程中，桂涛声目睹了太行王莽岭“千山万壑”和“铁壁铜墙”后，触景生情，感受到了抗日军民才是真正的“铁壁铜墙”，在胸中澎湃的诗篇《在太行山上》从心底迸发了出来，他随手写在香烟包装纸上。

张建军和靳宏伟由此认为，《在太行山上》歌词创作于陵川佛山。“站在佛山之巅，东望群山奔涌，千山万壑，远处王莽岭数十道山脊线宛如一幢幢铜墙铁壁，将佛山紧紧地护卫。这与歌词中‘千山万壑，铁壁铜墙’的情境非常吻合。”靳宏伟说。

而陵川当时的抗日剧目《四杯茶》中，有这样的唱词：

儿：自动参军上前线，打败鬼子保家园，头杯茶呀敬我的爹，我去当兵您当家呀。

爹：去吧，好好到前方打鬼子，不要心焦家。

儿：二杯茶呀敬我的娘，我去当兵娘少想呀。

娘：好好打鬼子，把鬼子打败，不要想家……

儿：“三杯茶呀敬我的妻，我去当兵少哭啼。”

妻：“去吧，不哭啼，这是光荣事。”

儿：“四杯茶呀敬我的妹，我去当兵陪嫂睡。”

妹：“去吧，哥哥您放心吧，我和嫂嫂在一起。”

其中可以明确地看出“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影子，由原来爹、娘、妻、妹四人送别抗日儿郎的场面，浓缩为最有亲情感染力的母亲和妻子场面。

陵川的赵子纯老人，在1938年间曾经给桂涛声做通讯员，他回忆说：“我经常看到桂代表拿着钢笔不停地在纸上写着，却不知道他是在搞歌词创作。”《在太行山上》的歌词就这样诞生了。

大师的聚会

《在太行山上》是诞生于武汉还是陵川？这是靳宏伟5年来苦苦追寻的答案。

要证明《在太行山上》这首歌的词曲都诞生在太行山区的陵川，就要证明作词者桂涛声和作曲者冼星海，在同一时段都来过此地相遇相聚，并分别在此作词、作曲。

他找到1985年的《陵川教育大事记》中记载：“1938年春，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桂涛声到我县，在城关住四天，平城住三天。”

然而，一个地处太行之巅的偏僻小县，为何是冼星海、桂涛声驻足之地？

原来，1938年前后的陵川，是山西唯一没有被日军占领的完整县，云集了国共双方党政军机关和要人。“那时陵川成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心脏，一个风云际会，精英云集的地方。”靳宏伟说。

桂涛声原名翘然，涛声是笔名，1928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爆发后，桂涛声跟随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赴山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9月上旬到山西劳军。随后，桂涛声回到武汉，于1938年春节前后受冼星海委托，带领洪荒（冼星海的学生、同乡），经郑州到达陵川。桂涛声任“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政治代表。洪荒任下面的二大队指导员。

1937年秋，河南大学大众话剧团“怒吼歌咏队”在开封成立。不久，包括冼星海在内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达开封，和“怒吼歌咏队”一起到达郑州。受党的指示，由共产党员陈冰之带领部分“怒吼歌咏队”队员组成十三军游击队话剧团赴陵川参加抗战。冼星海也随之到了陵川。

现仍健在的95岁高龄的河南省军区原副政委李中顺，早年参加抗日力量陵川“牺盟会”，他还记得当时陵川举办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小学教师集训班，他代替父亲参加，学唱革命歌曲，冼星海就是其中的老师，“他还夸我识谱，唱得好。”

至此，抗战名曲《在太行山上》的词、曲作者相会在太行之巅的陵川。

“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靳宏伟说：“在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两位文化巨擘的见面，必然要奏出历史的最强音。”

周恩来试唱

靳宏伟和张建军相信，《在太行山上》作曲的首创和首唱都发生在陵川。

武文德老人讲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1938年5月的一个傍晚，儿童宣传队在太行山脉佛山脚下的六泉演出抗日剧目，次日凌晨3时便出发登佛山。当师生们登上佛山顶时，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大家不禁欢呼起来。披着围巾的民众小学女教师李曼激动地指挥队员们唱起革命歌曲。

“当时桂涛声、冼星海和我们一同登上佛山，二人即兴创作了一首歌曲，并教给大家一起唱了起来。”武文德称，教唱的歌曲就是后来的《在太行山上》。

武文德的这一说法，得到另一位陵川儿童抗日宣传队的秦玉清老人印证，她称，“那时，桂涛声、冼星海曾带我们到佛山上教唱歌曲，其中就有《在太行山上》。”她也记得李曼老师在初升的太阳之中纵情歌唱的情形。

洪荒在1963年重回陵川时写下的《赤叶河后记》中说：“我亲自听到‘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支雄壮战歌从这里升起。”

然而，另有观点认为，5月桂涛声离开太行山，6月返回武汉，即带着歌词去见冼星海。当时，冼星海进入了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为音乐科主任，主持抗战音乐工作。

在这种描述中，冼星海接过桂涛声写在烟盒上的歌词，让桂涛声给大家介绍山西游击队反9路围攻的战况，大家一道为胜利欢呼雀跃。在送走客人后，冼星海依然被游击队员们的事迹深深感动，坐在钢琴前，反复琢磨、构思，连夜谱写了一首兼有抒情性和进行曲风格，战斗性与革命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传世之歌！

1938年的7月，周恩来和郭沫若正在武汉准备纪念抗战一周年群众歌咏大会，得知桂涛声和冼星海创作了这首《在太行山上》，他们便前往冼星海住所先睹为快。斗室内，冼星海正全神贯注地边弹钢琴，边拿笔修改曲谱。

郭沫若提议让冼星海试唱，“我和周公当你的第一个听众”。冼星海说：“这是一首二部合唱，需要有一个人和我配合。”周恩来便主动要求唱第二声部，两人浑厚而激昂的歌声在小屋回荡。一曲唱罢，周、郭当场拍板，确定《在太行山上》在歌咏大会上演唱。

张建军认为，这和武文德所说的在佛山顶上试唱《在太行山上》并不矛盾。“在兵荒马乱的陵川佛山顶上，即兴创作并且教陵川抗日儿童团简单试唱，是当时条件所限，因为根本不可能找到试奏的钢琴，冼星海的钢琴调试谱曲只能是艺术作品的二度加工了。”

他和靳宏伟认为，1938年春天，桂涛声离开陵川回武汉时将歌谱寄给李曼，标志着《在太行山上》词曲初稿已经诞生。1938年7月，武汉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举行大合唱活动，桂涛声将初稿誊抄给了冼星海，冼星海在武汉对音乐进行了二度创作，使之成为一首当时国内少见的二声部大合唱歌曲。

朱老总学唱

1938年7月的武汉歌咏大会盛况空前。《武汉文史资料》记载：长江“水上歌咏大会”尤其动人，无数条大小船只上都有歌咏队在唱歌，高亢的歌声以武汉江面为中心，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歌的狂潮。

冼星海在《创作札记》中写道：“《在太行山上》在汉口抗战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上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唱出，听众大声喝彩，要再唱，此后又传遍了全国。现在太行山的游击队以它为队歌，老百姓、小孩子都会唱，到处听到‘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的句子！”

朱德总司令听到此歌后，十分喜欢，大加赞赏。他不但要求八路军总部机关人人会唱《在太行山上》，还亲自把歌词抄录下来，随身携带，不仅自己学唱，还要求全军学唱。

这铿锵有力的歌声在太行、吕梁、五台飞扬，在晋察冀边区飞扬，在大江南北的19块敌后根据地飞扬，根据地内掀起了新的参军、杀敌热潮。

这样一首荡气回肠、壮怀激烈的抗战名曲，具有凝聚国人、鼓舞士气的力量，更具有穿越时空、永世流传的力量。在这样的力量面前，它的身世之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铁壁铜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吧！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文/付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