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践耳
《节日序曲》同名之作很多。在共和国60华诞之际，指挥家卞祖善向本报独家提供珍贵文本,朱践耳、施万春两位作曲家不约而同谈及各自《节日序曲》的创作。现节选片段以飨读者———
虽然我在1950—1954年间写过几部电影音乐，但那是业余自学水平的乐队作品。1955年秋季被派往苏联留学，这才开始了正规的系统的作曲专业学习。
1957年秋，开始读三年级上学期时，我才写了第一部专业性的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也是第一部用奏鸣曲式写的作品，1958年1月完成了配器。 1959年经我的作曲主科老师谢尔盖·巴拉萨年（1902-1981）推荐，经过用两架钢琴审听，被前苏联国家广播电台收购，作为永外性曲目而收藏。电台请了国家大歌剧院的交响乐队，于1959年7月25日正式录音，指挥是阿·别洛乌索夫(直译其姓，是“白胡子”)并于1959年5月由莫斯科音乐学院乐队公开首演，指挥是戴里杨，1960年4月还连续公演了3次。
1959年10月1日，由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庆祝国庆十周年的音乐会上首演，指挥黄贻钧，并录了唱片（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出版了总谱单行本）。同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庆祝中国国庆十周年音乐会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丹钦科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交响乐队演出，当时我正在上海出席上海交响乐团国庆音乐会而未能参加。1959年下半年，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新作品交流会上播放前苏联国家大剧院首版录音，在座师生大感意外，对中国留学生刮目相看，故1960年又连续公演了3次。
我写之前，参考过一些国外的《节日序日》，特别是肖斯塔科维奇那首。但我却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如：开始的引子主题，用了中国唢呐的气派，单旋律，加上模仿复调，而不是肖氏那种大三和弦的西方号角。在主部主题的再现时，改变了速度和音乐形象，是粗壮的进行曲风格，（速度放慢一倍，旋律放到低声部去了）。在尾声时，主题扩展了两倍，由一组铜管奏出丰满、浑厚而又多变的和声，背景很热闹，好似天安门放礼花的热情场景，这是我对五十年代初期刚刚解放不久的一片幸福的新景象、蓬勃向上的生活感受的表述。（那时我35岁，还是朝气勃勃的青年）。正因为如此，乐思很活跃，写得很顺手，副部主题也十分洒脱，旋律自由地上下翻飞，无拘无束。
莫斯科大剧院的演奏过于沉稳，速度不够快（总长度约12分钟不到）。九十年代初，“国交”陈佐湟指挥时，我要求他加快，全曲只有10分钟，很有朝气。2005 年，我的《管弦乐曲集》中陈燮阳指挥“上交“时也是这样的速度。新出版的总谱中还附带了删节版本，适合用作音乐会“开场锣鼓”性质的需要。
■施万春
我的《节日序曲》创作于1959年，当时只有23岁，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读四年级。是学校为建国十周年献礼交给的创作任务。
这种自上而下的创作任务一般都是要成立一个创作小组，《节日序曲》创作组共有3个人，我作为主笔，同系比我低一班的魏作凡同学出身于乐队，有些乐队经验，配器要比我熟练；另一个民乐作曲系的徐志远同学出身于民族乐队，对民乐比较熟悉。从专业和政治方面，我的主科老师盛礼洪负责总把关。分工由我先写出全部钢琴谱，然后集体讨论；通过后再开始配器。
在我的笔下，《节日序曲》的结构为奏鸣曲式。呈示部主题表现普天同庆、欢腾热烈的节日气氛，表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素材我选用了河北吹歌《淘金令》。这是我在入学后学唢呐时跟赵春峰老师学到的曲牌，很吻合呈示部所表现的内容。呈示部副题用了一个上行的旋律动机，表现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中间部分，我设计了一个新主题，用它进行风格变奏，一会儿西藏，一会儿新疆，一会儿苗族，一会儿彝族等等，一方面营造喜悦欢快的气氛，一方面寓意各民族的团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奏曲式的插部。
我如期完成了全部钢琴谱，3个人开始分工配器。我负责呈示部、再现部和结束部的配器，他们二位负责中间插部的配器。学校乐队准备排练，西洋管弦乐和民族管弦乐两个乐队混合编制一共300人，光打击乐就有50人！演出后引起很大轰动。这是第一个版本，好像是1961年正式出版。
这样的编制，只能在庆典时用一下，日常演出根本不可能。上世纪60年代原中央乐团出国演出、国内巡演，需要这首作品，希望我把编制缩小，改为西洋双管乐队加两只唢呐和数件中国小打击乐。我只改了配器未动结构。第二个版本未出版。
1973年我正式调入中央乐团，领导希望我进一步修改《节日序曲》。因为有人提出该曲中部风格杂乱，像个大拼盘。因早年合作的魏作凡同学已作古离世，徐志远同学也不知人在何处，找也找不到，只好独立完成了。
在修改过程中，我经常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北方的农村，凉爽的夏夜，宽敞的场院，男孩子们活泼嬉戏、玩耍追逐，女孩子欢声笑语，载歌载舞的情景时时在脑海中浮现……我将喜庆的《淘金令》主题变形派生出一个舞蹈性的新主题。我又修改了结束部，使其更为简洁、精炼。第3个版本虽然经常演出，但30年来并未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