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音乐史上,李斯特占着独特的地位。很多我们在和声、配器和形式结构方面的成就都是从他那好学深思的精神中发源的。对于一切有价值的事业他都慷慨地予以支持,即使他的艺术爱好和他的被保护人的爱好不相符合时,也不例外。他的灿烂的演奏家生活,他的浪漫主义的恋爱故事,他的宗教信仰,他的光彩夺目的文字著作,这一切都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人格,使人们不论在他的为人方面和作为一个艺术家方面,都很难作出明确的描绘。他的生活的悲剧,他之所以没有能够成为十九世纪音乐的救星,从而也没有能够成为近代音乐的救星——以他的巨大的天才和无比的独创精神而论,他是有这种资格的——是因为他一直没有丢下早期背上的包袱。那时他是钢琴巨匠,非凡的钢琴演奏家,文明世界的听众拜倒在他的脚下。但是实际上,是他成了听众的奴隶。
瓦格纳曾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名人,或者不如这样说,如果人们不是让他出了名,他可能而且应该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一个小小的神,而不至于沦为最愚蠢的人们——专捧技巧的听众的奴隶。这些听众不惜任何代价地向他索取惊人的表演和愚蠢的把戏,他给了他们想要的。”李斯特早期的一些钢琴改编曲只是为了显示近代的钢琴可以和管弦乐队相匹敌,这是浪漫主义者追求诸艺术的联合的一个典型的标志,但听众和评论家把这些作品当作了李斯特的创作想像力的典型产物。这是一个悲剧,因为正是它们受到的欢迎助长了李斯特内在浮夸的倾向。技巧优秀的艺术家和他的乐器之间的神秘关系,是浪漫主义的又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