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友友获颁比尔吉特·尼尔森大奖
摄影：Markus Garder
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连潜意识里面都不会想过，有一天这个奖会落到我头上。得知获奖消息后，我和团队第一时间想的是，怎么用好这笔钱。我吃喝都不愁，一辈子过得够优越的了，并没有什么再多的个人需要。这笔钱肯定不会被存入某个人的银行账户里。
今年5月，古典音乐界奖金最高的比尔吉特·尼尔森大奖（Birgit Nilsson Prize）宣布本届得主是大提琴家马友友。10月18日，颁奖礼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马友友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上接过奖杯，并在颁奖礼前两天在音乐厅与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合作演出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颁奖礼的同一天上午，马友友在瑞典皇家音乐学院（Kungliga Musikaliska Akademien，这个学院与瑞典学院等5个皇家学院，均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仿照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创办于18世纪）与我们坐下来，做了一段交谈。
瑞典皇家音乐学院 摄影：张璐诗
比尔吉特·尼尔森大奖最引人瞩目的是高达一百万美元的奖金。2009年首届大奖得主歌唱家多明戈（Plácido Domingo）是比尔吉特去世前提前选好的获奖者。歌唱家还以自己的名义创办了基金会作为评奖机构。自此，大奖每隔三年颁布一次，迄今共颁发过五次，前几届得主包括了与比尔吉特·尼尔森合作密切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家里卡尔多·穆蒂（Riccardo Muti）。大奖颁奖礼的举办地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是比尔吉特1945年首次在瑞典首都献唱的地方。
马友友告诉我们，离开瑞典后，他将到驻地在巴黎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去，继续自己从2018年启动的“巴赫计划”，到世界各地的36个地方演奏巴赫《六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在巴黎，马友友会请来一位刚从哈佛天文物理学系毕业、也学过钢琴的年轻人，演奏爱沙尼亚作曲家阿沃·帕特（Arvo Pärt）的新音乐。一边播放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图片，向UNESCO隔壁协助研发望远镜的欧洲航天局致敬。马友友还请了一位刚从国际空间站归来的德国宇航员马蒂亚斯·毛雷尔（Matthias Maurer）与大家谈音乐与科学。对他而言，关于音乐的永恒主题是“能量、空间与时间”。
大约10年前，我在伦敦与马友友做了一个多小时的专访。此次在瑞典，我与欧洲各国乐评坐在一起，也找机会单独对大提琴家做了提问。
访谈中的马友友 摄影：张璐诗
期间提到阅读的话题。早年为了讨太太欢心，马友友会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他感觉“人生已如小说：每演绎一位作曲家的作品，都要步入并全心相信一个他人的、虚构的世界”。十多年前，他喜欢上了科学家安东尼奥·达玛西欧（Antonio Damasio）的书，比如《笛卡尔的错误》，同时也推荐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心智的结构》；还有理查德·福尔摩斯（Richard Holmes）笔下18世纪的《奇迹年代》：“诗人与科学家彼此认可，彼此影响、花两年去丈量太阳的浪漫主义年代，这令人心驰神往。”隔了多年再见面，马友友告诉我，自己最近正在读一本关于鲸鱼及其语言的书，音乐计划也开始转向自然界：“比尔吉特·尼尔森的生命力，除了无与伦比的歌唱天赋，更重要的是从土地中汲取养分。我大半辈子都在持续思考人类行为，最近几年则幸运地得以认识了不少专注于微观世界和大自然的人。”
以下对话，是两次与马友友交谈的文字摘选。
瑞典的秋天 摄影：张璐诗
对话马友友
L=张璐诗
Y=马友友
L：从小到大，你有过偶像吗？
Y：我是小孩子时，最爱读亚瑟王、罗宾汉和福尔摩斯的故事。他们三个是我的偶像。亚瑟王：每段时光都是短暂的，巫师默林只活一阵子，然后就回去睡八百年的觉了。肯尼迪遇刺后，她的遗孀在一次访问中将肯尼迪时期的美国比喻成“卡米洛”圣城：不在于永恒，但充满乐观和希望。罗宾汉是代表社会公正的冒险者，潜伏在我体内的反叛天性马上就被吸引住了。福尔摩斯，最重要的是他能最终解决问题，能通过观察和博学做出推理。就像中国的诸葛亮，能对抗各种不可能的形式，反败为胜。还有弗莱德·罗杰斯（Fred Rogers）（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主持儿童节目《罗杰斯先生和他的邻舍》），他是我一个了不起的榜样。
在音乐家之中，我想念艾萨克·斯特恩（Issac Stern），作为人他不算完美，但我想念他。我景仰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因为他的思维跳出了常规，才华无法抑止。他全情投入的自我表达和他生活的方式，叹为观止。当然还有我早期的一位偶像：卡萨尔斯（Pablo Casals），我记得清楚，他说“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音乐家，再次才是大提琴家”。
L：你的多文化背景对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自我身份的塑造起到什么作用？
Y：我记得小时候，有过很多疑惑，法国人跟我说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最伟大，我父母跟我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后来我美国的老师和同学们说美国最伟大。到我7岁时，我想得到具体的答案，不可能他们说的全是对的吧？慢慢地我就开始想：每个人看事情都是不一样的。非要我去选择当中国人、法国人或者是美国人，压力都太大了。结果我的选择是不选。常见的一种思维是：每一种文化多少会偏心一种价值观，而忽视掉另一些。比如所谓“亚洲价值观”VS“西方价值观”，有人认为区别在于一个更重家庭和一个更重个体。事实上在西方你可以找到大把的例子，“个体”根本没那么突出。那到底谁才是对的呢？学科之间也常见这种争端：“物理最牛！”，或者“数学最牛！”，艺术家说“无商不奸”，而商人说“噢你是搞艺术的啊，艺术家都不实际”。可其实，你可以像史蒂芬·约翰逊那样，集技术与艺术于一身。
所以我宁愿不选。我的身份就是“人”。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 摄影：张璐诗
L：我也不喜欢对一种文化保持着墨守成规的印象。但还是想问：你曾有过因家庭和社会加于你的不同价值观而出现过内心矛盾吗？
Y：年轻时绝对有，现在是没有了，因为我加深了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我觉得世界上的人不该被简单归类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殖民地或后殖民地确实存在，但同时存在的还有别的真相。在我彻底弄明白以前，我不能做出判断。
人类曾经有过世界观，比如“启蒙时期”，通过理性思考人类往前发展，欧洲成为文明的载体。可一个世纪后，却有诸多灾难。这令我思考：“文明”到底是什么？单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我们如何能改变人类互相残杀的天性呢？以及，遭受伤害的人如何挣扎着面对一切，不气馁，继续上路——这一切都太难了。但与此同时，你也会看到无比善良的人性。于是一边是无法理解的罪恶，一边是不求回报的付出，没有买卖和利用，人们只是为他人付出真心——这是个更有希望的方向。
马友友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演奏 摄影：Yanan Li
L：数十年来你创想过许多音乐文化项目，这些计划是怎样帮助你反思音乐和社会的呢？
Y：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很快——其实已经在发生——年轻人会越来越多，老人会越来越少。这时候，我会想，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想，其中一种幸福是看着人们获得成功。尤其是看着年轻人第一次见世面，令人兴奋。能使人们在生命将尽时感到快乐，也是一大幸福。说到底，一切都只为了一个目的。我所定义的文化，是发自人类最内心的表达。文化，最重要的不是被创造了出来，而是诞生之后，存活于人心之中。作为表演者，我要做的并不是要把一段乐曲演奏得天衣无缝，而是要确认在那里聆听的你，也投入并喜欢这段曲子，并也开始去思考这段乐曲的来龙去脉。就像你向我介绍一本小说，不光是递给我一本书，而是会尽可能将小说描述得引人入胜。无论是演奏音乐，和人交谈，还是教书，道理都是一样的。接着我就想到，教育和文化说到底就是一回事：创造能存留于记忆中的事物。假如是真正的教育，肯定与一场测验无关，而是你所接受的真正在心底里活着，可为你在一生中受用。你将与之一起成长，随着时间而进展。
L：你如何定义那种令你旁观也能感觉到幸福的“成功”？
Y：其中一个定义是：独立的个体能感觉到他们是自己人生的建筑师，每个人都在设计对自己来说有意义的生命。那是深层的成功。但愿在人生尽头，人们不会说：假如我把拼命挣钱的时间分出一些去和朋友们相处就好了。成功有很多定义，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核心在于：你感觉有意义、能与你的世界相契相连；你所到达之处，比你初到之时更好。
文化和教育，无论对象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实质上就是要教会人类去换位思考，看到“原来你的世界是这样子的，过去我并不知道。现在好了，让我们的对话重新开始吧”。这十分重要，因为今天的一切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亡羊补牢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
颁奖礼前两天，马友友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演奏 摄影：张璐诗
L：当你试图尽可能与你的听众交流，是否可以问：当“传递”的意图先行于音乐本身，你会担心这阻碍乐手对音乐更深层的探索吗？音乐有如此多元的跨界，你是否有过走马观花、流于层面的忧虑？
Y：我想对于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对我来说，我一向好奇，我还是那个不停提问“为什么”的小孩。以我的好朋友艾曼纽·艾克斯（Emanuel Ax）为例，我们俩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路。他倾向于活在当下，总是在一段乐曲中不断地往深处探索。而我觉得，我之所以对我的“第一音乐语汇”——即古典音乐的感觉日益加深，却正是由于我对于不同音乐领域的探索：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离人类更近。比如说，钢琴的音准其实是人为筑造的，如果往回看，回到15世纪的早期乐器，试试老管风琴的音准，你会发现音准的标准很不一样，你会忽然发觉所谓按“音准”奏乐，并不存在绝对的参照：忽然间，不再黑白分明。
于是你继续往深处探索，最初制定音高、音阶调式的是古希腊人，但接着你会发现这“希腊模式”跟波斯的模式其实很相近。勃拉姆斯、海顿和莫扎特都曾在室内乐创作中加入吉普赛的传统音乐。吉普赛人，在一千年前被赶出了印度。也就是说，今天吉普赛人所散布的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都深受印度音乐的影响。我和“丝路合奏团”到北京时，吴彤带我们去看京剧。忽然凯伊汗（Kayhan Karhol，凯伊汗·卡尔霍，伊朗弓形鲁特琴演奏家）大叫说：“我认得这调式，跟我们的音乐一样。”我想，“文化观光者”这个词，只适用于止步于窗前看、缺乏互动的人。任何与艺术有关的学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有人领着你，从里面开始。你要跳下水去。这样开始的话，接下来的第二步就不再是“文化观光”。好比你把我请到你家做客，我看到了你是怎么生活的，我知道了该怎么做。如果我做错了，你会以柔和的方式纠正我。
L：上一次交谈时，你提到过给予人类生活以意义的三大引擎：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者之间需要彼此认同。在当今时事的背景下，你认为文化怎样能对政治与经济做“认同”呢？
Y：不是我显摆，有一回我跟戈尔巴乔夫坐在同一桌。我记得杰奎琳·肯尼迪在一边低声说“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而当时我仗着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勇气向他提问：“戈尔巴乔夫先生，罗斯特洛波维奇曾给许多编辑写信说，‘我的朋友索尔仁尼琴，我们必须为他做点事。’你觉得文化在时政之中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戈尔巴乔夫回答：“分开来，区别对待。”
而我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有不同观点。没错，这是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规章和需求。如果将政治、经济、文化各自都划一个圆圈，将这些圆圈放到一起，你会发现有重合之处。这些重合的部分相当重要。当你将文化的圆圈拿走，就只剩下分离。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不可衡量的，比如生命。文化就是在此时出现，尝试去阐释不易衡量的事物：内心、感情等。人人都需要感官上的表达：味蕾、体肤、耳朵等等，而将来定位记忆的将是这样的感官知觉。正是记忆与现实一起，才创造出想象力。有了想象力，才有了激情发生的可能性。有了激情，人们才会愿意去冒险。而只有肯去历险，才能激发出创造力。文化有一种独特的可能性，将你的想象力和心灵带到不同的世界之中。音乐、文学、诗歌、科学，能将你带到一个你无法感知的更大的世界。内心和外在，可以衡量和不可以衡量的，这都是文化可以观照得到的。然而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的世界都主要在忙着关注可以衡量的事件。
我成长在一种职业划分十分清晰的环境之中。许多人会说，我们是搞音乐的，商人都是见钱眼开；但如果身处商人圈子，人家并不认为是这么回事。当音乐家聚在一起，在并不了解他人的语言、也不知道他人语言出处的情况下，就开始给其他职业的人戴帽子，那就完了。因为你根本没有沟通的能力。
我认为政治未必能做出最好的文化政策，政治权力固然能呼风唤雨，但缺乏经济，政治束手无策。但如果让经济操纵一切，我们便失去了很多意义。人类只有通过对文化的理解，才能推动三大引擎的正常运行。那样的话，才可能出现越来越多完整、圆满的人。
我始终相信，艺术与科学都是哲学的一部分，我们全是哲学的分支。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是这些不同领域与思维方式的组成。如果一个社会否认进化论，或视艺术为浮夸不实的事物，都是危险的，因为这些领域实质上都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真相的探求。我们对此理解得越多，就越是能整合出连贯的思路。那种探求是对人类的安抚：空气流动，触动体肤，能量也流通起来。
斯德哥尔摩秋天街景 摄影：张璐诗
L：你在2018年启动的“巴赫计划”，主要目的是什么？
Y：无论是在雅加达还是利马，开普敦还是黎巴嫩，这个计划的意义都不在于演奏本身，而是在于聆听。当今社会有不少分离的状态，人们宁肯吵得脸红脖子粗也不肯坐下来好好谈。我希望能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探索我们每个人如何能够参与到世界之中。如果我说我琴拉得很好，说真的，谁在乎呢？“巴赫计划”扮演的是一种不带利益倾向的角色，将人们引导到一起交谈的状态之中，这是一种尝试。了解意图很重要，而了解彼此的意图是文化有可能化敌为友的开始。
马友友演奏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L：比尔吉特·尼尔森大奖这一百万美元奖金，你会怎么花？
Y：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连潜意识里面都不会想过，有一天这个奖会落到我头上。得知获奖消息后，我和团队第一时间想的是，怎么用好这笔钱。我吃喝都不愁，一辈子过得够优越的了，并没有什么再多的个人需要。这笔钱肯定不会被存入某个人的银行账户里。
目前我所构想的一个新计划，还是延续“巴赫计划”的路子，但不再与巴赫有关，而是转向自然界。第一步我们会先到（美国）国家公园去，我知道疫情期间这些地方为数百万人带去过慰藉。我想把护林人、当地土著和科学家召集到一起，这些人的共通点是对这片土地的关注；有故事的人、年轻人、厨师等等，食物也是社群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还要去到贫富都很突出的阿巴拉契亚山区，与当地印第安人、黑人音乐家一起工作。很多人不了解当地的非裔艺术家很出色，当我们提供机会，请他们与生态学家一起聚集，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社会网络。大家带着自己作为大自然一部分的态度，想象如何解决当地的问题，思考如何一起创造和振兴当地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