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流行音乐民族性回归

　　当“中国风”被一次次强调的时候，它不过是针对更年轻一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陌生，拿传统当味精的一种调情而已，“中国风”反倒显示了后殖民时代的尴尬。

　　“中国风”这个词最近很流行。最初它出现是在1993年内地歌手去香港拼盘演出时起的名字，现在用于很多流行歌曲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定义。比如一个歌手的歌词、音乐或者歌名里出现民乐或历史上的某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就被叫做“中国风”。比如有人写了一首歌叫《曹操》，它就叫“中国风”。从一般理解上讲，人们在命名某一种现象时，是缺乏精确性的。一个中国歌手强调自己的音乐中有“中国风”，和一个中国人强调自己说汉语一样令人怀疑其动机是什么。

　　“中国风”也好，“中国元素”也好，被中国人说出来就显得很别扭。可是如果看看流行音乐领域这些年的趋势潮流，大概也能理解“中国风”的频繁使用是为什么了。华语流行音乐从近10年开始，大量借鉴西方音乐，它已经和西方几乎同步了。而周杰伦的出现，给内地流行音乐的西化提供了商业层面上的论证，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们大都是受西方流行音乐影响成长起来的，他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盗版、打口或者网络下载听到的音乐是最好的流行音乐，这种对西方音乐的审美已经变得根深蒂固，让更年轻的一代陌生了传统。周杰伦这种标志性人物游离于中西之间，他的目的并非是想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而是变成讨巧的方式迎合多数人接受的可能性，来寻找一种市场上的平衡。当“中国风”被一次次强调的时候，它不过是针对更年轻一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陌生，拿传统当味精的一种调情而已，“中国风”反倒显示了后殖民时代的尴尬。如果麦当娜在她的唱片里面用一段青海的“花儿”，那才叫“中国风”的正确用法。

　　事实上，内地流行音乐并没有切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只是商业结果可以判断一切的思路会让人产生一种幻觉，这种幻觉也让人忽视了流行音乐民族性的存在。这些年真正流行的音乐都具有民族特色的，比如刀郎、女子十二乐坊以及布仁巴雅尔。摇滚乐也没有因为摇滚是一种西方音乐而失去其中国特色，在众多纯西方式摇滚的喧嚣中，仍然有人尝试进行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的结合。崔健从一开始便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沟通，因为当时的条件无法让崔健获得太多西方摇滚乐的信息，这让他有更多空间去运用本土音乐演绎摇滚乐。窦唯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黑梦》是纯西方式的，《艳阳天》开始向中国式的音乐过渡，到了《山河水》已经变得很中国化了。到后来，他出版的一系列唱片都带着民乐的底子；“唐朝”乐队的民族化更多停留在文本层面，他们的音乐是非常西化的；何勇的《钟鼓楼》是一首很地道的北京风味的流行歌曲；到了“子曰”、“二手玫瑰”，这种中国化摇滚手法已经运用得很成熟。

　　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近几年地下音乐开始向传统回归。一直以来，地下音乐是指游离于大众和商业视线之外的一种音乐形态，他们喜欢实验或者追逐更新的音乐潮流，大都停留在模仿阶段，以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存在。但是他们营造的氛围恰恰是明天的主流趋势。现在，他们都在尝试着把流行音乐与传统结合在一起，很多乐队已经给自己勾画出一个轮廓。在这股回归传统的暗流中是否能沉得住气，全凭自己的本事。这些乐队包括京味儿风格的“佛念”、将先锋音乐和民乐以及舞台艺术结合在一起的“什么（What）”、蒙古呼麦风格的“皮火”、民乐与摇滚结合的“南无”、把曲艺与摇滚结合在一起的“南城二哥”，还有这一群体中的佼佼者“痴人”……

　　郝云：要用自己的母语去歌唱，这是我真正看重的

　　相比之下，郝云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沾上了一点好运，他能跟一家主流唱片公司签约，并且顺利地出版唱片。他今年出版了一张专辑《北京》，这是一张用平民化视角描述北京这座城市的民谣唱片。郝云出生在河南中原油田，家庭关系让他从小就往来于北京与河南之间，小时候对北京的碎片式记忆让他最终定居在北京后，比更多的北京人对这座城市有感觉。

　　“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周围好多朋友痴迷于Nirvana到近乎疯狂的地步，我才刚知道他们，而且一打听才知道都死了三四年了。到现在也是，很多朋友一说起外国的一些知名乐队都如数家珍，我对他们几乎都不怎么了解，可能听他们的音乐才知道他们是谁。我不是特爱扎堆的人，很多年前，我的理想还是想做一个吉他手，但是那会儿我并不确定我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大家练吉他都从重金属开始，那我也不例外，当全世界流行朋克的时候，也跟过风。”郝云说。

　　但是郝云知道那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组乐队的时候，想法总是跟其他人合不来，这促使他离开乐队，做幕后工作，幕后工作让他慢慢找到自己该要什么。他试图去把自己这10多年的北京生活记录下来，“因为这些都是离我最近的一些事情，这10多年来，对于我来讲，无论是生活上还是音乐上都是不可复制的。我小时候生活在丰台区沙沟，对胡同的印象就是挺乱挺脏的，所以在这么多年的生活，我能有一个比较。虽然生活在胡同的人会对那里有些怀旧的留恋，但是打心眼儿里还是想住进大城市那种氛围的生活。对于北京，我喜欢这种感觉，感受到学不完的东西，北京让我有一种摸不着边的感觉”。

　　民族音乐对郝云并没有太深刻的影响，他回忆说：“因为当时在中原油田歌舞团，所有每天都能多少听一点民乐，虽然家里没有人干这行，但是各种民族乐器家里面都有。小时候妈妈出差的时候都会带回来一些这样民族的乐器，但是我想这对我影响并不大。现在来看，我的风格也不是命题作文那样形成的，而是一点点熏陶成这样的，直到我的作品完成之后再回头去看，才发现带有某种标签式的特点。可能有点巧合的因素在里面，里面的每首歌都可以当成我生活经历的写照，比如我的歌词里写到‘再没见过搬家的蚂蚁，它们曾经生生不息。大门前柳树上的天牛，消失在上个世纪’，你去问现在的小孩，他们好多就不知道天牛是什么东西。”

　　郝云这么多年明白了一点，就是用什么标准来看自己，“现在各方面崇洋媚外的感觉已经越来越淡了，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越来越牛了。在我学琴的时候，真的就觉得那些国外的大师是无法超越的，后来我在想，因为我们总拿别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叫那些老外来拉二胡什么的，他们也没戏。也许是性格原因，我不大喜欢中国人唱歌满嘴跑英文，要用自己的母语去歌唱，这是我真正看重的。我不否认那种会很多种语言唱歌的人，但是举个例子，大山的汉语说得应该是很地道了，但是他用汉语唱歌你仍然还是能听到很别扭的地方，唱得再好你还是会把他当老外看。我也喜欢过很多种音乐，一开始跟着别人一起学重金属，到后来别人仍然在坚持的时候，我可能又开始做布鲁斯，后来练着练着我又开始喜欢澳大利亚风琴类的音乐，然后这些因素可能都默默影响着我。具体来，我也无法说清为什么我的作品会带有很北京很中国的东西，因为可能很多民族乐器我就觉得放在这里合适，然后风格很统一很流畅地把这张专辑做出来，并且觉得这就是我的东西，它能够代表我”。

　　“南城二哥”：我就想做一个真正的艺人，真正卖艺的人

　　“南城二哥”这个听起来比较土气的名字是这些同类乐队中比较显眼的一个，他们把民间曲艺中的说学逗唱和摇滚乐结合在了一起，并且，乐队的主唱“二哥”也是经过一番策划和论证才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南城二哥”。

　　二哥年近不惑，比起更生猛的年轻人，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年轻的时候也组过乐队，毕业后到唱片公司做制作助理，后来当了制作人，每天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音乐，也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不同样式的音乐。当他想到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决定搞一个类似天桥地摊的那种组合，简言之就是“在摇滚舞台上像郭德纲那样说相声”。

　　“有人给我们下了种种定义，总之都离不开‘曲艺’这两个字。‘子曰’、‘二手玫瑰’可能是植根于乐队，或者说摇滚乐的成分重，我们可能曲艺的方式更重。表现是两个方面，第一是音乐上曲艺的成分；第二是演出模式上，说学逗唱是原来老曲艺的真正演出方式。‘南城二哥’就是要走他们原来那种老的方式。”主唱二哥在解释他们的流派时尽量弱化摇滚的一面，他的想法是“民间、民族、传统、传承、创新”。

　　和所有从事音乐的人一样，二哥走的路跟别人没什么差别，在酒吧里驻唱、到南方走穴，组建西方摇滚乐式的原创乐队。“当时的乐队我都没有把它进展到拿出来演出的程度。”二哥说，“这种方式拿出来到底合适不合适？”在组过几个乐队后，二哥干脆放弃了。

　　二哥在组建“南城二哥”之前，一直从事录音制作，这段“远离”音乐的经历让他明白了很多。“商业音乐之于我，变成跟自己没关系那个感觉了。录音制作，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工种，并不是艺术工种。在那个阶段，很多音乐风格在我脑子里就跟我没关系了，我可以以一个非常公允的态度去衡量或者选择它们。我是天津人，天津的曲艺土壤比北京要盛，其实咱们现在流行音乐忘了一个曾经很流行过的东西，就是曲艺。我那会儿没有任何目的性，就开始把一些东西拾起来重新听，但是这次听肯定就跟小时候听不一样。小时候是下意识的那种，现在就是有意地去听去分析，我越听就越不能自拔。后来干脆成为一种业余爱好了，就经常去陶然亭公园找老师傅学快板，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我老了。后来有一个朋友约我写电视剧插曲，我当时就写了一首歌叫《脸蛋儿》，他们觉得过于晦涩，没用。我经常听，觉得这歌其实挺地道的啊。我就想，自己确实变了，审美也变了。后来我就想怎么去表现它，因为我做<